胡世儉
幼時，父親常常給我說起，祖輩們在清同治年間(1862)由湖北一擔挑，輾轉千裏，逃荒到草灘落腳，創業的艱辛，這種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催我上進。後來，我又在草灘地區工作了30幾年，目睹了古鎮的滄桑巨變，使我思緒萬千。
草灘鎮(2002年8月已改為草灘街道)位於西安市城北１０公裏，東至灞河，與灞橋區的新築、水流為鄰；北依渭水，與高陵縣、鹹陽市交界；南與徐家灣街道毗鄰；西與漢城街道、現代農業開發區接壤。占地麵積41.04平方公裏，轄33個行政村、69個村民小組、兩個社區，總戶數7927戶，總人口27215人。
古鎮建置
據史料記載，明洪武年間(1368)，在渭河南岸草灘地區設官渡，渡運同關(銅川)煤炭，炭莊附近聚集莊戶，稱草店子(現草灘草店村)。清順治年間(1644)渭水北移，再現草灘街處形成“雞心灘”，在此設炭碼頭。清乾隆年間(1736)，一次特大洪水，使渭河河床又向北移2公裏，南岸河灘急劇擴大，河灘野草叢生，蒲草高出人頭，密密匝匝，茫茫無際，灘闊草深，人煙稀少，豺狼出沒無常，夏季蚊蠅猖獗，令人生畏，故此地得名為“草灘”。清乾隆十五年(1751)開始建草店炭碼頭鎮，離現在已有254個年頭了，清嘉慶年間(1796)稱“草炭鎮”，清末名為“草灘鎮”。
清乾隆年間(1736)，長安、鹹寧兩縣仍轄於西安府，以鼓樓為界，東歸鹹寧，西歸長安。《鹹寧縣誌》記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5)在城外分置30個社，正北有午門、百花、伍家堡、北辰等社。當時草灘地區隸屬關係已無法考究。據《長安新誌》記載，光緒三十三年(1907)，鹹寧縣城外設29個倉，其城北設百花、五龍、北辰三倉，以後增設了馬場倉。時至清末民初，草灘地區分別轄於五龍(管轄14個村)，北辰(管轄20個村)，馬場(管轄8個村)三倉。清同治元年(1862)，回民起義，並占領渭北各縣，草灘也被義軍占領，從而控製了麵向南北的交通樞紐。此時陝甘總督左宗棠率兵鎮壓。戰事結束，改草灘為鎮，並派兵駐守。光緒二十五年(1900)慈禧、光緒來西安避難，派升允任陝西巡撫(相當省長)，並加強對草灘地區的統治，於光緒二十八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7)，鹹寧縣在草灘街設立縣丞署，丞署佐縣知事(相當副縣知事)主要管理民政、治安、賦稅等事務，後因財政困難而撤銷。
辛亥革命後(1912年)，撤銷鹹寧縣建置，並入長安縣，仍沿用清製。從1913年起，在長達30多年的歲月中，長安縣的上層機構名稱及轄區幾經更改和變動，但縣以下的草灘地區仍從屬於長安。民國15年(1927)12月，於右任任國民聯軍住陝總司令兼陝西省主席時，改縣知事為縣長，並在一些縣的重要地方設立縣佐(副縣長級)，由省委派授縣長領導。那時，長安縣在今草灘街設立了縣佐公署(也稱分縣)，主要辦理當地轄區內的巡檢、彈壓、救災、催征賦稅、建設、協助縣長指揮警務，處理違警案件。20世紀30年代初，長安縣以下就設置了聯保、保、甲等機構，加強對老百姓的統治。民國24年(1936)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國民黨政府為加強防共、反共的政策，在陝西省積極推行保甲製度。草灘地區設置了聯保處，駐地現在廟張村，後遷至草灘街，到了30年代中期，改名為鄉公所。民國33年(1945)，長安縣下轄草灘鎮地區的渭濱鄉(駐地草灘街)共設6保，124甲，管轄區75個村，1882戶(包括現在草灘街道的全部及現在徐家灣街道的廟張、河址西等村)。其機構設置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夕。
渭河航運
古都長安坐落在渭河流域的中部，渭河自西向東橫貫八百裏秦川，他融溶了秦嶺北麓的各個支流，又容納了渭北的涇河、石川河等主要支流，東下潼關注入黃河，是關中平原的主要水運航線和經濟動脈。
渭河航運，源遠流長，周初即有水運。《詩經·大雅·大明》已有“親迎於渭，造舟為梁”的記載。春秋時期，渭河水運有了發展，《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秦都)及絳(晉都)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的記載。進一步證明早在公元前6世紀現轄境內的渭河即有水運過境。秦統一六國後，渭河下遊一直是一條重要的水上運輸線，西漢時，高祖劉邦在渭河沿岸和長安附近設立了許多倉庫，主要接納從關東運來的糧食，每年約100萬石左右，主要靠渭河航運。漢武帝時，漕渠鑿成通航後，渭河航運逐漸蕭條。唐末，京都東遷，漕渠日漸湮沒，渭河航運再次複蘇。明朝洪武年間，朝廷就以渡運同官(今銅川)煤炭為主，在渭河南岸，草灘鎮的草店村設有官渡，草灘碼頭就已初步建成，渭河航運有所發展。到了清康熙執政後(1662)，由於國內統一，政局穩定，又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使得農業生產得到快速發展，關中人口劇增，經濟繁榮，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商貿業有所發展。長安對外交通單單依賴陸路馬車運轉，已遠遠不適應了，致使長安與潼關運輸線上車輛擁擠不堪，道路堵塞，嚴重製約了經濟的發展，為渭河航運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自清乾隆之後(1736-1795)的59年中，渭河航運有了較大發展，當時的航運路線是從黃河入渭河，途經朝邑、大荔、渭南、臨潼、高陵等縣而到達終點站——草灘鎮。航運貨物：上行以鹽、炭、鐵和京貨為主，下行已木材、毛皮、藥材、糧食、棉花為主。沿河城鎮非常富庶，如韓城、陽、潼關、華陰、華縣、渭南等，尤以終點碼頭草灘鎮為最甚。
清同治元年(1862)陝西回民由渭南起義，自東向西發展，關中除長安回民外，幾乎全部參加起義，聲勢浩大。回民起義軍由東向西撤往甘肅，並於甘肅回民起義軍會合一起，沿臨潼、高陵、涇陽，三原向西挺進，其邊鋒所至指向草灘，使渭河航運受到嚴重破壞。同治六年(1868)，西撚軍又攻入陝西關中直達周至。當時，除長安城未被攻破外關中東部各縣城均被攻占，草灘這個水陸碼頭重地，更不例外。戰爭使草灘一帶的店鋪、民房慘遭焚毀，人民傷亡不計其數，迫使渭河航運停止。清政府派左宗棠率軍入陝，迫使西撚軍渡河入山西直隸，左宗棠又進駐甘肅，以陝甘總督之職鎮壓回民起義。由於戰爭，軍需供應之需要，人民群眾又開始重操渭河的航運事業，自清同治八年(1870)後，渭河航運開始複蘇。清末民初，草灘碼頭已具相當規模，渭河航運進入鼎盛時期。
每年盛水期，商船晝夜穿梭，兩岸燈火通明，沿河景色異常壯觀，草灘碼頭一派繁榮，街道商店貨棧林立，四方商賈雲集，貨堆如山，人流如潮，行人南來北往，貨物轉運，車水馬龍，逢集每日人口流量可達數萬人。此時，清政府在草灘街專設置了厘金局，以賺取可觀利潤。
清末民初，草灘渭河航運出現繁榮景象的原因有三：第一，草灘地處渭河與灞河的交彙處，是古長安的北大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清代中期，長安已成為陝西的政治、經濟中心，又是西北與東南各省聯係的樞紐。那時，長安通往西北的主要交通線有三條，一是由長安西上鹹陽、禮泉、乾縣、永壽、彬縣、長武，經平涼通往蘭州。二是由長安向北經草灘、三原、富平、耀縣、正寧、慶陽、銀川通往寧夏。三是由長安向北經草灘、三原、耀縣、銅川、宜君、黃陵、富縣、延安、米脂、綏德、榆林、神木、準噶爾到達歸綏(內蒙古當時稱綏遠省)。它聯係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來往商人主要依靠騾馬和駱駝運輸，凡從事這種長途跋涉搞運輸的人，被稱為“走口外客人”，從業人數相當多，所運貨物都集中在草灘，然後順渭水東下經黃河或運河運往上海和北京。第二，山西人民當時多食山西潞鹽，亦有食陝北花池鹽，甘肅青鹽(質好但價格昂貴，故民間以潞鹽為主)，因潞鹽、炭、鐵都由黃河禹門口下水入渭河，逆水上行較為方便，且運費較陸運價格便宜，商人以選擇水運者多，渭河航運的興起，草灘又是終點站，是距長安最近的口岸。第三，清政府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抓緊增加稅收，於是在長安設立了許多管理經濟的專門機構，名目繁多，如馬道、茶道、糧道、鹽道、政府專賣等。那時，凡是做地方封疆大吏，如總督必須兼任兵部左侍郎，陝甘總督兼管西北馬道和鹽道，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又管經紀商務。長安設置巡撫衙門(今北院門市人民政府)，巡撫兼管糧道、茶道、鹽道等。其中茶葉行銷量最大。由於長安城內奇人居住最多，少數民族喜歡喝紅茶，但茶葉必須在西北地區加工製作。陝西巡撫將茶葉加工撥給涇陽縣加工炮製。陝南所產茶葉，人擔車推到涇陽加工，再向西北各省遠銷，來回往返，草灘是必經之地。還有西北盛產的甘草、半夏、枸杞、當歸等，中藥材也需要加工外銷。陝西巡撫將加工業務撥給了三原縣，從加工到分運送到全國各地，也都必須經過草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