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人們陸續發現，曾經向四川、河南、陝西災區彙款，向天津少年兒童福利基金會捐款的“一黨員”也是李暢興。1984年2月，在天津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積極分子代表會以上，暢興受到老市長李瑞環的指名表揚。暢興同誌無私地在社會上做好事，對身邊的同誌也敞開著火熱的情懷。他資助病人、救助孤兒、為家境困難的同事的農村父母默默彙款……這一樁樁、一件件。雪中送炭，感人至深。
可是，暢興並不富有，也是個極普通的工薪族。80年代，他全家6口人，每月工資收人加起來才96元，人均僅16元。他做好事的錢從哪裏來呢？
來自稿費。他從80年代初期至今，累計發表60萬字作品，每次收到稿費都存到牛皮紙的文件袋裏，隨時用於捐贈公益事業。1993年10月，他的作品在全國性征文中榮獲一等獎，從北京回來的第二天，他就將所獲獎金1500元全部交了黨費。而他的家庭生活自奉儉樸，至今還用著過時的舊家具。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采訪和寫作都是利用業餘時間，無償奉獻。作品發表後的稿費他不要，被宣傳單位和人物的酬謝他都拒收，從不在基層吃、拿、要，連人家送上過年的年貨也不收。相反，他卻熱心為基層辦實事，每當聽說基層有難處，他都利用業餘時間幫助基層排憂解難，基層同誌說他是“業餘領導”。在津南采訪的日子裏，我不止一次地從趙德霖、陳武成、鄭玉請、王孝傑、吳雲甫這些農村幹部、企業家那裏聽到感人的敘說。
四
暢興同誌是個好人。好人寫出了好作品。好作品好在哪裏？我以為，好在寫小了又一些好人，寫出了一大批在改革開放的大潮巾湧現出來的好黨員、好幹部、好企業家，讓人切實感受到我們所處的好社會、好時代，從而激勵人們為創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奮進。
暢興從讀大學時就酷愛文學。1962年大學畢業後來到津南，在做中學教師和機關幹部工作之餘，寫過不少詩歌和散文。那時，他的創作活動主要表現為個人興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暢興調到區政府辦公室工作（先任區長秘書，後又任科長和主持辦公室全麵工作）。從此，在他的麵前，展現一個嶄新的廣闊的世界。他結識了許多農村基層幹部，他幾乎每天生活在他們中間，他們改革的壯舉，以及那同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給了暢興極大的啟示和激勵，喚起他的創作欲望，他開始將目光轉向身邊的農村先進人物，自覺地將表現和謳歌先進人物作為自己的使命，即使後來調到外事辦公室工作，也沒有動搖這種使命感。回憶這個過程，暢興說：“我從個人興趣愛好寫作，到圍繞經濟建設這個黨的工作中心而寫作，自覺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是思想上的一個飛躍。”這是非同尋常的飛躍。這飛躍的意義就在於，在他的文學創作實踐的關鍵階段，完成了正確的文學定位，而這個定位將給他的文學創作發展以積極的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眼前這本《勁旅英豪》和已經出版的《異軍驍將》，都是暢興正確的文學創作道路的汜錄。當著社會上有的人熱衷為某些精神貴族炒星的時候，暢興義無返顧地把寫作視點集中在改革開放的先進人物身上，透著一股欲與星族試比高的勁頭；在暢興的報告文學和人物通訊裏，人們看不到那些風花雪月、纏綿悱惻的情調，始終洋溢著大江東去、叱吒風雲的豪氣。他用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和情懷，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時代風情畫。恩格斯說過，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瑪·哈克奈斯》）。暢興筆下的主人公們充分體現了這個原則。他們既是在津沽和共和國土地上奮鬥的現實的人，又閃耀著銳意革新、開拓進取的理想光芒。展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他們是祖國列車的驅動者，是時代曆史的創造者。他們是我們社會最應該、最值得謳歌的“脊梁”，是真正的明星。
讀著這樣的作品，讓人不僅看到先進人物“做什麼”，而且洞察他們“怎麼做”，不由得精神激奮，熱血湧騰，真正做到“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這個意義上談，暢興的作品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現在常聽人談文學如何不景氣，其實我們不必過於悲觀。人民群眾火熱的社會生活仍然是文學丁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學創作隻要不遠離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就不會摒棄文學。在社會劇烈變革的轉軌時期，由於某些不適應，文學發展可能會出現階段性波折，但隻要路子對頭，文學終究要回歸人民！
五
暢興同誌做好事、著好文被新聞傳媒廣泛“曝光”後，許多人想知道他行為的動機。我在津南采訪的最後一個夜晚，到他的辦公室同他做了一次長談。時值冬季，窗外的西北風嗚嗚地吹著，暖氣燒得不太熱，室內顯得有些幹冷。然而，暢興那些情發於中的話語，卻讓我感到了融融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