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小康行動
●喬德寬斬釘截鐵地說：“全大隊每人平均收入達不到1000美元的小康生活，我就哪兒也不去。”
●習仲勳在回信中說：“希望你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孫惠民蠻有信心地說：“黨的‘十三大’把群眾的勁兒鼓起來了，照這樣下去，我們村可以更快地達到小康水平了。”
● 小康行動烏沙村大力發展工業區
在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烏沙村，農業正一天天地走向商品化，市場正以無形之手指揮農民。
烏沙村村幹部說，在1978年以前，這個村除了1000多畝靠海灘地種鹹水草外，其餘6000畝地，幾乎都是水稻。
在1978年後，這裏新增了2000多畝香蕉、2000多畝魚塘和500多畝鹹水草。
農業的年產值，由67萬多元，增長到1986年的480多萬元，增加了8倍以上。
烏沙人說，“隻要放得開，幹得成的事多了”。
烏沙工業區位於公路旁。白色圍牆圈起的一片廠區，集中了10個工廠。這些廠都是“三來一補”企業、勞動密集型工廠，產品又都通過香港，輸向世界各地。
在手袋廠明亮的大車間，姑娘們正埋頭案前，穿針引線，案旁堆著一隻隻新穎、精美的手袋。
在電子廠的一樓，每個小夥子管著一台鳴響的機器，細看機器，都是比較先進的進口貨。
烏沙人辦廠晚，晚的好處是可以少走彎路。他們沒有把廠建得東一個、西一個，而是在公路旁建起一片工業區。
同時，利用靠近港澳的優勢，集力於辦“三來一補”企業。這些企業一年的純利，可達100萬元。
走進區內最大的廠家，即“樂庭實業有限公司”。迎出來的是香港來的李加洪廠長。
村幹部介紹說，李加洪就是1978年跑到香港去的烏沙人。
李加洪感慨地說，以前這裏限製太多，除了種糧，什麼都不讓幹，連他下海撈魚蝦都挨過罰。
李加洪說：“現在好了，政策開放，可以大幹一番了”。在1984年，李加洪第一個回到烏沙。
村幹部對他說，“回來吧，我們歡迎你！”
不久後，李加洪和鄉親們一道，幹起烏沙從未有過的事業。在車間裏，李加洪抓起一把五顏六色的電話線說，“這批貨去日本，商標都打‘中國造’，不打‘香港造’，我想為祖國多出點力。”
這個工業區的附近，此時已立起一批新建廠房，烏沙又要迎來一批新的合作港商。
私人興辦“三來一補”企業，在烏沙也得到允許，烏沙第一個這樣的廠，是戴銀高等3家在1985年辦的，廠址設在與烏沙隔廣深公路相對的街口村。
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已達千元、人均銀行存款3000元的烏沙，算得上是“小康村”了。
但是，農民發展經濟的熱情，仍然高於消費。入夜，烏沙是30多家家庭小店的市麵。逛街的年青人居多，年青人中又以外地人居多。
烏沙的經濟舞台，一頭連著港澳大城市，吸引來海外和城市的資金、技術，一頭連著山區，吸引了大批勞動力。
夜晚，幾家工廠燈火通明，有些姑娘還在加班。多數不肯再加班的人，則成了街上商店、遊樂場、照相館的主顧。
幾位從肇慶山區來的姑娘說，她們都是第一次遠離父母家人，懷著對新生活的憧憬，從窮山區來到異鄉。雖然每天很累，但她們都說“開了眼界，存了錢，學了不少東西”。
此時的農民朋友們，正發揮著自身最大的能量，踴躍地投入到經濟建設之中。常宗琳帶領鄉親發展經濟
在膠東半島的牟平縣寧海鎮新牟裏村，有一個“新牟國際企業聯合總公司”。
走進車間，著實令人吃驚：沒有一般毛紡廠震耳欲聾的轟鳴，沒有滿天飛舞的細毛、粉塵……恒溫，自動化生產線。
這個廠的產品全部出口，質量很好，供不應求。英國、日本人來參觀，都對該廠的建設速度、現代化管理、產品質量，豎大拇指。說道：“你們中國農村能辦這麼大事業，真是一個奇跡！”
毛紡廠廠長薑元麟說，這個廠是總經理常宗琳一手操辦起來的。不到5年，就能全部償還英方設備的投資。
新牟裏村黨支部書記，又是總公司經理的常宗琳，把支部一班人分為兩攤，一攤繼續抓農業，一攤由他領著抓工副業。
常宗琳組織了一個由20名小夥子，組成的地板車運輸隊，自任隊長，拉砂運磚。常宗琳還帶領小夥子們，到煙台碼頭扛大包。
寒冬臘月，三四個人，5分鍾卸一車水果，7分鍾卸一車煤，一個個大汗淋漓。
就靠這種拚命精神換來的錢，常宗琳帶領鄉親們先辦了一個“打團鐵”的小廠。
當常宗琳領著人，到廢料裏撿鐵末時，有人訕笑說：“啥？打團鐵也叫工廠？”一聽這話，跟去的人臉紅到了脖子根兒。
常宗琳於是開導說：“咱窮不丟人，失去了艱苦創業的誌氣，最丟人！”
就這樣，常宗琳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和不斷進取的勇氣，又先後辦起了小飯店，小旅館，小修理廠，小縫紉廠……
常宗琳辦事風風火火。他領著人，一個晝夜辦起一家海味餐館；23個晝夜辦起一個糕點廠；42天蓋起一座1200平方米的加工車間。
至1979年底，新牟裏已經有了一點家底了。那一年糧食畝產達900公斤，超過曆史最高水平；總收入近82萬元。
新牟裏開始脫貧了，但是常宗琳並不滿足，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的一個問題是：新牟裏經濟咋能更快騰飛？
1980年7月的一個深夜，常宗琳回家以後，翻開當天到的《人民日報》，首先閱讀頭版頭條《促進經濟聯合是一項重要政策——國務院領導同誌就經濟聯合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
當讀到“組織聯合，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製、隸屬關係的限製”時，常宗琳禁不住心情激奮起來，隨即擊案叫“好！”多少日子愁思的問題，似乎開始找到了答案。
不久，常宗琳風塵仆仆趕到塞北，與呼和浩特鐵路局簽約，聯合辦鐵路建築材料廠。
在一年半的時間裏，拿回純利潤42萬元。常宗琳第一次嚐到了橫向經濟聯合的甜頭。
常宗琳以銳意進取的精神，帶領鄉親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福建出現首個小康大隊
福建省連江縣琯頭公社東升漁業大隊，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漁民人均收入1000多元，在1981年更上一層樓，成為全省第一個“小康大隊”。
大隊黨支部書記江福官說，在1980年度，全隊漁業和隊辦企業生產總產值，達到600多萬元，全隊3149人，平均每人產值1996元，用於社員集體分配的金額達390餘萬元，人均純收入高達1202元，比上一年度增長3倍多。
對於東升漁業大隊是如何富裕起來這個問題，漁民們說：
雁離不開群，社員離不開集體，我們依靠黨的政策，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才有今天這樣大的家業，這樣好的生活。
東升大隊依靠集體力量，發展生產，衝出閩江闖大海，像燕子壘窩那樣，一點一滴地進行艱苦創業。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東升大隊就成為“百萬財富”的大隊，曾被評為全國漁業生產先進單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隊恢複和健全了“三定一獎賠”的生產責任製。在大隊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的基礎上，對生產隊的規模進行了調整。
與此同時，恢複了大隊漁業科技委員會，啟用老技術員，培養新技術員，大搞科學捕魚。
漁業豐收後，東升大隊漁民發揚愛國家、愛集體的精神，每年交售給國家的魚貨，都占產量的95％以上。
搞走私活動的人，企圖用手表、三用機等，換取他們的魚貨，他們一概嚴詞拒絕。
水漲船高，隨著集體經濟的壯大發展，漁民除了按工分分紅外，大隊還給以基本夥食補貼。
此外，退休老漁民的退休金也提高了，社員免費看病，死亡者發給喪葬費，小學生免費入學，大專生發給生活補貼費。
在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東升漁業大隊呈現出一派和諧的、欣欣向榮的景象。村支書帶領鄉親奔小康
在河南省睢縣城鄉的群眾中，廣泛傳頌著這個縣尤吉屯公社周樓大隊老支書喬德寬，3次拒絕遷入城市的故事。
喬德寬土改時，就當村幹部。1957年，喬德寬開始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由於常年操勞工作，50歲出頭，兩鬢就已斑白，身體一年不如一年。
幹部、群眾都憐惜他，老伴疼愛他，希望他有機會休息一段，把病調治調治。
在1979年春節前後，機會來了。原來喬德寬膝下無兒，隻有一個閨女，跟女婿在大慶工作。
女兒、女婿一直惦記父親的身體，報請組織批準，同意老兩口遷入大慶居住，並且一連來了幾封信，催促他們起程。
老伴劉振芝十分高興，可喬德寬卻無動於衷。這晚，上弦月已經升到正南方，而屋裏，老兩口的“談判”還在進行。
“你真的不願意走嗎？俺不明白，這個家有啥牽掛你心的？”老伴說。
“不能走！”喬德寬堅定地說：“咱這個家倒是沒啥可牽掛心的，可是，全大隊2800多口子人，牽掛著我的心哩！”
老伴不滿地說：“周樓大隊離開了你，人家就不過啦！”
喬德寬不急不躁地說：“我當支書20多年，沒能讓周樓的群眾過上好日子，總覺得對不起鄉親父老。黨的三中全會後，黨落實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周樓剛剛有點起色，這個時候讓我離開大夥去享清福，我咋能享得下去啊！”
窗外的月光，漸漸地暗淡了。老伴見老喬吃了秤砣鐵了心，於是，就想：俺說不過你，索性先走，沒有“後勤部”，叫你自動“撤兵”。
第二天，老伴一個人到大慶去了。
年近花甲的喬德寬，開始過上了沒有老伴照顧的生活。勞累了一晌，回家還要自己做飯吃。工作忙時，喬德寬顧不得做飯，抓起個涼饃就往外走。
這年春天，喬德寬帶領幹部、群眾，大搞土地平整和田間水利配套工程，使大隊3700畝耕地，基本成了水澆田。
就在這些日子裏，由於喬德寬經常守在田野裏，受風寒、潮濕，得了嚴重的關節炎，腿疼得走不成路，吃不下飯。但是，喬德寬拄上拐棍，照樣帶領群眾幹。
這一年，雖然遇上大旱，因為水利設施發揮了作用，仍奪取了農業大豐收，社員家囤裏的糧食，比往年高出一截，而喬德寬的眼窩卻塌了個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