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上海，食大米長大，曾經覺得此論有點牽強。1949年，到了北方，嚐到了咬難斷、嚼難爛的戧麵饅頭，硬如鐵、厚如磚的掛爐鍋盔，才體會這些幹糧在胃裏，那確實難以克化的過程，便欽服了魯迅的論斷。吃了一肚子這樣的食物，在牛車上長途顛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脫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時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精神狀態下，人類生活習慣所形成的必然結果。孔夫子那個時代，容易得消化係統的病，因為食物粗糲，製作簡陋，連皮帶殼，極難吸收，故而胃腸受損。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日子好過，胃口大開，攝取食物大大超過營養需要，結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時間，富貴病又成了時髦。至於與我年紀相仿的當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壓，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紀裏的政治運動，那年複一年的誠惶誠恐，那歲複一歲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麼時代生什麼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則更要命，這一點，我又不禁羨慕孔夫子的幸運了。
但是，二位聖人的求職過程，相當不順。“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陳梁”（《史記》），四處碰壁，狀況頗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簡單，大時代變了。用現在的話說，社會轉型期，儒家的烏托邦主義，民貴君輕的理想主義，克己複禮的完美主義，已經是“昨夜星辰昨夜風”，陳舊了，過時了，不吃香了。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務實，更功利的人君，寧肯接受采用懲罰手段的，不顧人民死活的，不講道義公正的，乃至於為達到目的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法家”統治術。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時抬舉的那些名公，他們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連網及，不論無辜，馬上就將老百姓弄得啞口無言，連屁也不敢放一個。人君（尤其像梁襄王這樣不似人君者）覺睡得安穩，立刻賞給他們“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史記》）的優厚待遇，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這些，孟夫子連自殺的念頭都有過的。所以，磚畫像上的孟夫子，臉很長，像犯了痔瘡似的，一腦門子官司。但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是應該感謝孟子這個“不似人君”的論斷，這等於是一把尺子，可以用來丈量數千年封建社會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夠不夠格？如果老百姓有了這一份敢於抬起頭來丈量皇上的勇氣，實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話說回來，毫無民主可言的封建社會中，有這點勇氣，或者，沒有這點勇氣，能改變“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嗎？
這裏，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為例了。
他在沒有當皇帝之前，倒也沒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龍椅，就不是那東西了。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對這個“不似人君”的後唐莊宗，有一段精彩的記載。
“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二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這樣一個戲子皇帝，也許是中國曆史上的惟一。
在中國，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員。別看坐在龍椅上，像模像樣，人五人六。一下朝，晉惠帝是個白癡，隋煬帝是個色鬼，東昏侯是個無惡不作的壞蛋，而劉宋蒼梧王，齊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則是製造災難的禍亂之源，但在扮演皇帝這個角色的時候，都是很盡職的演員，該念該唱，一點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說，不具備戲子的本領，是當不了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