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都是與諸葛亮同時代，或稍後一點的人士，對於他頻繁北伐的議論，可見當時有識之士，對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為然的。諸葛亮罔顧國力，頻繁出擊，實在是由於他太過於自信自負。但這種心理失衡者，豈止孔明一人，凡領袖群倫者，一旦成為人譽自詡的濟世之才，便有一種功名欲，不朽欲，樹碑欲；甚至像文壇這麼一個其實沒有什麼戲唱的場合，也有人來不及地給自己蓋個廟，以便活著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認為曹操死後，魏國再無足堪較量的對手，過於輕敵，過於躁急，想打開蜀國的封鎖局麵。當然，這也是他過於相信自己萬能，過於追求不朽聲名的結果？
這種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後許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萬世的情結。哪怕傾家蕩產，禍國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曆史的長卷中，給自己樹一塊碑石。諸葛亮的出兵漢中，絕對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劇。由於他位極人臣，權重一國，自然無人能夠左右他，結果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大家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終的失敗，無法挽救。
所以，他的親信馬謖認為“平南方回，軍馬疲敝，隻宜存恤，豈可複征？”他是聽不進去的。譙周的苦諫：“何故強為？”他同樣不以為然，甚至連毫無頭腦的後主阿鬥，不解地提出疑問，也都阻止不了他北進的意願。
這樣一意孤行，置蜀國於死地，恐怕是這個偉大人物的大錯了。
他若是如張儼所說，不將國力消耗殆盡的話，蜀與魏之爭也許是另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