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湖北襄樊），後遷居鞏縣，遂為河南鞏縣人。杜甫即出生於鞏縣的瑤灣。杜甫的家庭是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和著名學者。由於杜預是京兆（長安）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故社甫常自稱“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武則天時期的著名詩人，父杜閑曾為兗州司馬、奉天縣令。對於這一官宦家世、書香門弟，杜甫感到非常自豪。在《進雕賦表》中，他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他又說：“吾祖詩冠世。”（《贈蜀僧閭丘》），又囑咐兒子宗武“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所以，杜甫將“奉儒”和寫詩當作自己終生孜孜不倦的事業。
杜甫非常早慧。在他晚年所寫的《壯遊》詩中，他曾追憶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歲，就在文壇上嶄露頭角：“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詩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他勤奮好學，自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為他以後的詩歌成就打下了淵博雄厚的基礎。二十歲起，像當時許多著名的詩人所做的那樣，杜甫開始了他的漫遊生活。他先東南遊覽吳越，二十四歲時返回東都洛陽，參加進士科舉，不中。第二年又遊曆齊趙，直到開元二十年（741）才回到洛陽。天寶三載（744），他在洛陽結識了偉大詩人李白，二人相邀同遊梁宋，同遊的還有另一個著名的詩人高適。後來高適南遊楚地，李、杜二人則北上再遊齊趙，一起登高懷古，尋幽訪勝，飲酒論詩。在《壯遊》詩中，他回憶這一時期的生活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枉。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漫遊的生活豪放而浪漫，李、杜二人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一時期，杜甫寫下了不少詩篇，如名作《望嶽》及《畫鷹》等，表現出青年時期的杜甫對前途和能力的樂觀自信。
天寶五載（746），杜甫來到長安參加科舉，尋求施展抱負的機會，但迎接他的是十分冷漠的現實。這一年，嫉賢妒能、口蜜腹劍的奸相李林甫將所有參加考試的人全部黜落，卻向昏庸的唐玄宗上表稱賀“野無遺賢”。杜甫落第後。困居於長安，不斷地向王公大臣們投詩幹謁，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還向玄宗進獻了《三大禮賦》、《封西嶽賦》等，隻為自己博得了一些虛名，卻並無實際效果。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他寫道：“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滿腔的憤激信口而出。從天寶四載到天寶十四載（755）十月終於被任命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正八品下階的小官時，杜甫已經在長安困居了十年。這十年之中，詩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來越拮據，常過著“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幸”（《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屈辱辛酸使他對下層貧困生活有了深刻的體驗，對黑暗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性格也逐漸由清狂而轉向深沉。他處在當時的政治中心長安，耳聞目睹統治者的荒淫腐朽，對潛藏的社會危機也有所預感。這一時期，他寫下了不少著名的詩篇，如《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等。而作於天寶十四載（755）冬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既是對自己十年長安生活的總結，也向我們展示了唐代盛世結束，危機四伏、大亂將至的社會圖景。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他已走向成熟。而他沉鬱蒼涼的詩歌風格和寫實作風也在此時奠定。
天寶十四載十月，杜甫官定後，即離開長安，前往奉先探視家小，迎接他的是“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的慘狀。到十一月，安史之亂便爆發了。第二年六月，長安被叛軍攻陷，杜甫也帶著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難民隊伍。他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七月，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後，就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的羌村，隻身到靈武去投奔肅宗，不料中途為叛軍所俘，押到長安。詩人在長安，目睹叛軍燒殺搶掠的慘景，寫下了《悲陳陶》、《悲青阪》、《哀江頭》以及《春望》、《月夜》等名詩。到至德二年三月，杜甫終於從長安城中逃出，到達肅宗行在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肅宗為褒獎他的忠心，授為左拾遺。職位雖低，卻責任重大。不久，丞相房琯因陳濤斜之敗而被罷職，杜甫上疏營救，言辭激切，得罪肅宗，幾乎定罪。閏八月，他離開鳳翔，到鄜州去看望妻子，寫下了《羌村》三首和著名的長詩《北征》。這一年秋天，唐軍收複兩京，肅宗回到長安，杜甫也自鄜州入京。因疏救房琯之事，第二年六月，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回河南舊居探親，沿途目睹江山的殘破和人民的苦難，寫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別》。同年秋天，因朝中宦官李輔國專權，對政治感到失望，加上關輔地區發生大饑荒，杜甫毅然棄官，攜家小前往秦州。十月遷於同穀。一路上，詩人拖兒帶小，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寫下了《秦州雜詩》三十首和《同穀七歌》等詩。但國穀並不易居住。由於無衣無食，一家數口幾乎瀕於絕境。同年十二月，杜甫隻得前往成都投靠高適等故友。這個時期，是杜甫生活最為艱難的時期，詩人飽嚐國破家亡的憂患痛苦，寫下了大量詩篇（現存約249首），對當時災難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血淚有著深刻而真實的反映，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憂國憂民的熾熱感情，因此被後人稱為“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