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中方積極參與援助
●中國政府代表發言強調：“中國政府將會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衛港幣穩定。必要時，中國銀行將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聯手打擊索羅斯的投機活動。”
●李鵬強調說：“發展中國家更容易出現金融風險，也容易成為國際金融投機的襲擊目標。”
●李鵬說：“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穩定，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這是當今時代的潮流。”
● 中方積極參與援助共和國故事·力挽狂瀾李鵬將出席貨幣基金組織年會
1997年9月10日，將於當月23日至25日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年會的籌備工作已基本就緒。
作為東道國政府首腦，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將赴香港出席年會的開幕式並致詞。
這次年會是香港回歸祖國後首次在港舉行的大型高層次國際會議，也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次在中國舉行年會。
中國政府派出參加此次年會的代表團由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計劃委員會等有關部委的負責人組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代表將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會議。
中國財政部的官員介紹說：
此次年會的籌備工作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具體承辦的。至今為止，有關會務與接待方麵的準備工作進展順利，目前已基本就緒。
當時，據有關人士介紹，在這次年會上，與會者將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重大政策事務、全球經濟形勢、國際金融市場前景、金融市場風險防範、重債國減債計劃等問題廣泛交換意見，並做出一些重要決定。
這次年會係列活動的參加者將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約180個成員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一些國家的政府首腦也將與會。參加會議的還有4000多名金融和經濟界人士以及2000多名采訪年會的各國、各地區新聞記者。預計與會人員約2萬多人，超過以往曆屆年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英文名為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簡稱IMF，是世界銀行巨頭們私有的歐美中央銀行以及其他一些掌控了世界經濟命脈的銀行家們所掌握的國際金融組織，1946年3月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開始工作，1947年11月15日成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在經營上有其獨立性。總部設在華盛頓。
該組織宗旨是通過一個常設機構來促進國際貨幣合作，為國際貨幣問題的磋商和協作提供方法；通過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平衡發展，把促進和保持成員國的就業、生產資源的發展、實際收入的高水平，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穩定國際彙率，在成員國之間保持有秩序的彙價安排，避免競爭性的彙價貶值；協助成員國建立經常性交易的多邊支付製度，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彙管製；在有適當保證的條件下，基金組織向成員國臨時提供普通資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機會糾正國際收支的失調，而不采取危害本國或國際繁榮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縮短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時間，減輕不平衡的程度等。
中國是該組織創始國之一。早在1980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恢複中國的代表權。中國在該組織中的份額為3385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34%。中國共擁有34萬張選票，占總投票權的228%。
中國自1980年恢複在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後單獨組成一個選區並派一名執行董事。1991年，該組織在北京設立常駐代表處。
基金組織是“由185個國家參與的組織，致力促進全球金融合作、加強金融穩定、推動國際貿易、協助國家達致高就業率和可持續發展”，除了朝鮮、列支敦士登、古巴、安道爾、摩納哥、圖瓦盧和瑙魯，所有聯合國成員國而且隻能是聯合國成員國才有權直接或間接成為基金的成員。
就在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開會議之前，東南亞爆發了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波及的地方之廣泛，對亞洲經濟造成的衝擊之嚴重，都是史無前例的，這更凸顯出這次年會的重要性。
這次金融危機發源於泰國，提到這次金融危機，必然要提到一個人，這個人便是有“金融鱷魚”之稱的索羅斯。
1930年，喬治·索羅斯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個中上等級的猶太人家庭，出生時的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後英語化為喬治·索羅斯。
喬治·索羅斯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性格堅強，極其精明，他對幼時的索羅斯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他不僅教會了索羅斯要自尊自重、堅強自信，而且向索羅斯灌輸了財富太多對人是一種負擔的觀點。索羅斯在以後的生活中，不太重視積累財富，而是將億萬家財投入慈善事業，這不能不說是得益於其父親的影響。
1953年春天，索羅斯從倫敦經濟學院學成畢業，當時，他發現參與投資業有可能掙到大錢時，就給城裏的各家投資銀行發了一封自薦信，最後辛哥爾·＆·弗雷德蘭德公司聘他做了一個見習生，他的金融生涯從此揭開序幕。
1960年，索羅斯第一次對外國金融市場進行了成功的試驗，鋒芒初現。他經過分析研究發現，由於德國安聯保險公司購置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其股票售價與資產價值相比大打折扣，於是他建議人們購買安聯公司的股票。摩根擔保公司和德累福斯基金根據索羅斯的建議購買了大量安聯公司的股票。果真如索羅斯所料，安聯公司的股票價值翻了3倍，索羅斯因而名聲大震。
1973年，索羅斯創建了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剛開始運作時隻有3個人：索羅斯是交易員，羅傑斯是研究員，還有一人是秘書。
當時有人說，索羅斯的獨特之處在於，在一種股票流行之前，他能夠透過烏雲的籠罩看到希望，他很清楚為什麼要買或不買。當他發現自己處境不利時，他能走出困境。
索羅斯經曆過了無數次失敗，也經曆了無數次成功，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日益壯大，成為世界上影響重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到1994年，索羅斯承受著日益增大的壓力。1994年，量子基金隻比上一年增長了29％。各種媒體也在不斷地攻擊索羅斯，一邊對其公布的贏利數據進行質疑，一邊發表一些挖苦性的文字，如“漏洞百出的索羅斯”“煉金術失去了點金術”等等。
於是，索羅斯最終把目標瞄準東南亞。20世紀90年代初期，當西方發達國家正處於經濟衰退的過程中時，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卻出現奇跡般的增長，經濟實力日益增強，經濟前景一片燦爛，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危機爆發前曾一度是各發展中國家紛紛仿效的樣板。東南亞國家對各自的國家經濟非常樂觀，為了加快經濟增長的步代，紛紛放寬金融管製，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
但是，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彙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99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莫裏斯·戈爾茨坦就曾預言：在東南亞諸國，各國貨幣正經受著四麵八方的衝擊，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尤其是泰國，危險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國際遊資的衝擊，發生金融動蕩。但戈爾茨坦的預言並未引起東南亞各國的重視，反而引起反感。
隨著時間的推移，東南亞各國經濟過熱的跡象更加突出。其中，問題以泰國最為嚴重。因為當時泰國在東南亞各國金融市場的自由化程度最高，泰銖緊盯美元，資本進出自由。泰國經濟的“泡沫”最多，泰國銀行則將外國流入的大量美元貸款移入到了房地產業，造成供求嚴重失衡，從而導致銀行業大量的呆賬、壞賬，資產質量嚴重惡化。
1997年3月，當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國內9家財務公司和一家莊房貸款公司存在資產質量不高以及流動資金不足問題時，索羅斯認為千載難逢的時機已經到來；索羅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經理開始大量拋售泰銖，泰國外彙市場立刻波濤洶湧、動蕩不寧。泰銖一路下滑，5月份最低跌至一美元兌2670銖。
1997年6月下旬，索羅斯籌集了更加龐大的資金，再次向泰銖發起了猛烈進攻，各大交易所一片混亂，泰銖狂跌不止，交易商瘋狂賣出泰銖。泰國政府動用了300億美元的外彙儲備和150億美元的國際貸款企圖力挽狂瀾。但這區區450億美元的資金相對於無量級的國際遊資來說，猶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7月2日，泰國政府由於再也無力與索羅斯抗衡，不得已改變了維係13年之久的貨幣聯係彙率製，實行浮動彙率製。泰銖更是狂跌不止，7月24日，泰銖已跌至一美元兌3263銖的曆史最低水平。泰國政府被國際投機家一下子卷走了40億美元，許多泰國人的腰包也被掏個精光。
索羅斯初戰告捷，但並不以此為滿足，他決定席卷整個東南亞，再狠撈一把。索羅斯颶風很快就掃蕩到了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家。印尼盾、菲律賓比索、緬元、馬來西亞林吉特紛紛大幅貶值，導致工廠倒閉，銀行破產，物價上漲等一片慘不忍睹的景象。這場掃蕩東南亞的索羅斯颶風一舉刮去了百億美元之巨的財富，使這些國家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化為灰燼。
亞洲的金融危機還迅速波及到拉美和東歐及其他亞洲的創彙和證券市場，巴西、波蘭、希臘、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彙和證券市場也發生了動蕩，貨幣與證券價值紛紛下跌，這些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動用國庫支持本國貨幣及證券市場。
當時，許多國家已到了談“索”色變的地步。索羅斯在金融市場上的出擊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和貿易遭到破壞，各國開始加強金融監管，時刻防範索羅斯，這也使索羅斯的行動變得不再那麼容易了。
有人稱索羅斯被稱為金融奇才，也有人稱他為金融殺手，他雖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人。康德蘇稱讚中國是模範成員
1997年9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乘專機離開北京赴香港出席即將在那裏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年會。
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公安部部長陶駟駒、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胡光寶，以及外交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外辦、民航總局等部門的負責人前往機場送行。
當天的香港，秋高氣爽，氣候宜人，下午16時15分，李鵬的專機降落在香港啟德國際機場。
等候在這裏的百名少年兒童手持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列隊歡迎李鵬的到來，兩名少年兒童走上前去，興高采烈地將鮮花獻給李鵬和夫人。
李鵬的夫人朱琳、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國務院外辦主任劉華秋、國務院研究室主任王夢奎、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等同機抵達。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和夫人董趙洪娉、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財政司長曾蔭權、律政司長梁愛詩、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等特區政府官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薑恩柱、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馬毓真，以及先期抵達香港的財政部長劉仲藜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等到機場迎接。
世界銀行副行長兼秘書長章晟曼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書長孟茲伯格也到機場迎接。
當天下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和執行董事會主席米歇爾·康德蘇在香港年會的臨時會議室接受中國記者的聯合采訪。
這位掌管億萬資金的名人多少令人感到有些神秘。一見到中國記者，康德蘇便為自己因公務拖累而遲到表示歉意，隨和的神態令記者們頓時消除了先前的矜持。他滔滔不絕地用帶有法語口音的英語回答大家的問題。
康德蘇首先以這是一個成功的曆史，一個曆史紀錄被刷新的過程這樣的話來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他以十分讚賞的口吻說，中國的國民收入翻倍增長，社會的各個方麵開始逐步現代化，令世人矚目。
而最令康德蘇印象深刻的是，中國能夠同時在兩個方麵取得進步，更是奇跡：一方麵是經濟發展充滿活力；另一方麵，中國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一直保持了開放的姿態，這是史無前例的發展，也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康德蘇表示堅信，中國當前已經擁有獲得更大成功的一切因素，將會繼續朝著改革開放的方向走下去。中國的經濟仍然會以高速增長、低通貨膨脹率的方式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將會不斷提高，而地區發展的差別也將會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