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園即隨園說辟謬
――從隨園曆史說到新發現的《隨園圖》胡適在《〈紅樓夢〉考證（改訂稿）》中說：“袁枚在《隨園詩話》裏說《紅樓夢》裏的大觀園即是他的隨園。我們考隨園的曆史，可以信此話不是假的。袁枚的《隨園記》說隨園的本名隋園，主人為康熙時織造隋公。此隋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的任的人。袁枚作記在乾隆十四年己巳，去曹卸織造任時甚近，他應該知道這園的曆史。我們從此可以推想曹當雍正六年去職時，必是因虧空被追賠，故這個園子就到了他的繼任人的手裏。”這一說法，並不是什麼新鮮東西，也沒有提出任何資料，隻不過抓住袁枚一個自吹的話（“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隨園也”），加以“推想”罷了。
現在，我根據文獻記載，證明隨園與曹家毫無關係；根據新發現的《隨園圖》，證明隨園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毫無相似之處。
（一）
先探討一下隨園的來曆。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有隨園六“記”。第一記即《隨園記》，說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小倉）山之北巔，構堂室，繚坦牖，樹之千章、桂千畦，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餘宰江寧，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購以月俸，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這一段話，說出了隨園的前身是酒肆，酒肆的前身是隋園。但隋園的前身是什麼，沒有說明。
據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隋赫德（綏赫德）於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接任江寧織造。袁枚說“康熙時”隋赫德建築隋園，是錯誤的。
又據袁枚《隨園詩話》卷五，他於“戊辰秋”即乾隆十三年秋購隨園。從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三年，連頭帶尾，僅有二十一年。袁枚說“三十年”，又是錯誤的。
還有一些資料，談到隨園的來曆，可補《隨園記》的不足，如：
一、袁枚輯《〈隨園雅集圖〉題詠》）載沈德潛文，文中說：“隨園在小倉山旁，前明焦弱侯故址，同年袁太史子才葺而新之者也。”袁枚接受沈德潛這個說法，並進一步考證出明代焦園也叫隨園。
二、袁枚編《隨園續同人集?過訪類》載張堅詩，詩題為：《白門有隨園，創自吳氏，餘少時往遊，其間興廢不一，近為簡齋先生所得，餘喜複遊其地，讀先生自為記，敬呈一詩》，詩中說：“瞬息四十年，園林數主易。”這“四十年”，是從吳園創建到隨園興起的曆程。（批《隨園詩話》的舒坤，也說“隨園之先，故屬吳姓”，是抄襲張堅的詩）
必須指出，裕瑞《棗窗閑筆?〈後紅樓夢〉書後》所雲“聞袁簡齋家隨園，前屬隋家者，隋家即曹家故址也，約在康熙間”，是不足為據的、“失實”的“傳聞”。
按張堅的說法，隋園的前身是吳園；按照裕瑞的說法，隋園的前身是曹園。將兩說進行比較，張說可靠。因為：張堅的時代較前，又遊過吳園。他的詩，是讀了《隨園記》之後所寫，也就是為了補充袁枚之說而寫。袁枚將張堅的詩，放在《隨園續同人集》的第一篇，可見此詩是有分量的。裕瑞的時代較後，他所謂“聞”，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可能是因為曹家被抄家，家產“賞給”隋赫德，從而推測隋園是曹園“故址”。
胡適沒有見到這些材料，就“推想曹當雍正六年去職時，這個園子就到了他的繼任人的手裏”。真是胡說。
根據以上的資料和分析，將隨園的來曆，作出如下的簡表：
（明）（清康熙時）（雍正時）（雍正、乾隆時）（乾隆時）
焦氏隨園――吳園――隋園――酒肆――袁氏隨園
還需指出，清代的吳園、隋園、隨園雖在同一地址，但其建築是大不相同的。一、張堅詩：“吾少日過此，入門嫌徑窄。邱壑一目盡，蓁莽未全柞。”可見吳園是簡陋的。二、袁枚《隨園雜興》：“當年隋大夫，對山初作屋。父老為我言，此公殊不俗。”可見隋園是在吳園舊址重新建築的。（這也可以說明隋赫德不是接收曹家的園子。如果是曹園，不至於荒蕪如此）三、袁枚《隨園老人遺囑》：“隨園一片荒地，買價甚廉，我平地開池沼，起樓台，一造三改。”可見隨園又是在隋園舊址重新建築的。
（二）
隨園是袁枚一家居住、遊覽、娛樂的場所，是剝削勞動人民建築起來的。隨園不僅是一座園林，又是一所莊園。勞動人民的血汗，喂養著袁枚一家。隨園的建築史，就是一部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血淚史。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九《瘞梓人詩》的小序，說：“梓人武龍台，長瘦多力，隨園亭榭，率成其手。癸酉七月十一日病卒，素無家也，收者寂然。餘為棺殮，瘞園之西偏。”隨園是包括武龍台在內的南方木匠、瓦匠、花匠們的勞動成果和智慧結晶。在考察隨園的形成曆史和建築藝術時，不應忘記他們。武龍台生前沒有家庭，死後沒有葬地。由於袁枚對他剝削極為殘酷，使他窮得一無所有，勞瘁而死。但袁枚並不以為這是自己的罪惡，反而吹噓他把武龍台埋葬了是在行善。
袁樹（袁枚從弟）《紅豆村人詩稿》卷十一《折杖偈》自注：“以菊花貽隨園主人，覆書雲：‘早間為種菊，呼奴不至，打折拐杖一枝。一旦毀折，悔之無已。弟忽送菊來，可以小償餘憤’。”袁枚用拐杖打花匠，把拐杖打斷了，表示惋惜，而把“奴”打傷了，是無妨的，還餘憤未泄。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隨園園丁、花匠遭遇的一斑。
袁祖誌（袁枚孫，袁通子）《隨園瑣記》卷上《記?邱隴》：“祭田六十餘畝，在園之東西，計佃戶十三家，有稻田，有柴山，有魚池，有菜囿，有竹木果實，收租取實，極稱其便。”同書卷下《記軼事》：“附園東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戶承領種植，主人遇有吉凶喜慶等事，即招十三戶中人供役。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年終之雞豚等類，均屬各戶排日按年承值供給。”這十三家佃農，承擔了袁枚全家食物、燃料的供應，還要服勞役。在剝削者的袁家“極稱其便”的後麵，就是被剝削者的十三家佃農受盡了壓榨，流盡了辛酸血淚。
以上，隻是袁枚、袁樹、袁祖誌偶然留下的片段記載，但已可看出袁家剝削、虐待勞動人民的情況。自命“清高”“以官易園”“享林泉之福五十年”的袁枚，其實是一個吸血鬼。
（三）
袁枚和他的後裔，請人繪過不少的“隨園圖”，圖中表現的什麼“雅集”“話別”等等，雖是宣揚官僚地主的生活場麵和思想情調，但描繪隨園景色的圖畫，對於研究古典園林，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下麵先將見於文獻記載的幾種隨園景色圖，略作介紹：
一、袁祖誌《隨園瑣記》卷上《記圖冊》：“隨園五圖者，乃圖繪園中之景，五人筆墨，合裝一卷者也。一為吳江張看雲棟，一為揚州羅兩峰聘，一為山〔江〕陰沈凡民鳳，一闕名，一為叔祖香亭公也。”（蔣敦複《隨園軼事》卷六《圖畫有存有亡》：“先生嚐以隨園全景，倩人各繪一圖，共得五圖，合裝一卷。”全是抄襲袁祖誌的話）
二、柴萼《梵天廬叢錄》卷十九《隨園！》：“當時沈補羅山人作圖最早，園中景未備，寥寥短幅，羅兩峰所作，偏寫北岡西隅之景，略於南山。張翰〔看〕雲所作，重圖南山諸景，略於北山，因天風閣寫長江入圖，未免收景過遠。項莘甫作粉本未就，其弟子王春波成之，諸景錯落，西山不分，蓋四家於一覽之餘，各出心裁，以意揮灑……形似未得，即身居園中者，披圖亦莫名其處。其後香亭觀察繪一圖，極形似之致，居北麵南，寫柴扉於卷末，然自以倒置為嫌，欲重作，未果。”
綜合以上資料，可以看出隨園五“圖”的畫者是：一、沈鳳（凡民，補羅）；二、羅聘（兩峰）；三、張棟（看雲）；四、項穆之（莘甫）和王霖（春波）；五、袁樹（香亭）。《隨園瑣記》所說“一闕名”，其實不缺。這些人，是當時的“名家”，其生平，在袁枚的詩文和一些畫史中有記載，今不贅述。
竇鎮評袁樹的山水畫“簡靜渾脫”，李之評袁樹的山水畫“饒有士氣”。可見袁樹的畫，是所謂“文人畫”，不是界畫。柴萼說袁樹所繪《隨園圖》“極形似之致”，乃是捧場，不能輕信。
隨園五“圖”於鹹豐、同治時毀掉（一說遺失）。袁起（袁枚族孫）“追憶（隨）園中泉石”，繪成《隨園！》，請曾國藩等題句，還將圖畫和題句刊印出來。
除了袁枚請人繪製的隨園五“圖”以外，當時還有慕名而來繪圖的。《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六《八十自壽》自注：“甲辰春，和致齋相公遣人來畫隨園圖”（和字致齋），就是一例。和從北京派人來畫隨園圖，可見該園名聲之大。
遊覽隨園之後，繪圖留念的，如麟慶《凝香室鴻雪因緣圖記》第一集下冊《隨園訪勝》，以及清人《載酒訪隨園圖》等。
還有專門描繪隨園中一亭一榭一花一木的圖畫，對於研究隨園全貌的參考價值不大，就不詳談了。
（四）
有比較才能鑒別。我根據文獻，介紹隨園景色圖的幾種情況，是為了更好地說明新發現的汪榮所繪《隨園圖》的價值。
陳從周發現一幅古典園林畫卷。絹本，設色，長173.4厘米，高49厘米。畫卷上沒有題字，僅有“汪榮之印”一方。畫卷後，有紙本所寫隨園五“記”，署名管鏞。此圖現為同濟大學圖書館收藏。陳請我鑒定，我看，這是一幅《隨園圖》。
汪榮，一般畫史中沒有汪榮的名字。嘉慶時呂燕昭、姚鼐等修《重刊江寧府誌》卷四十三《人物?技藝》：“汪榮，字欣木。六合縣諸生。工畫，煙雲變幻，頗得二米之法。曹秀先督學江蘇，以‘深山藏古寺’題試諸生之善畫者，以榮為冠，兼工寫生。”（光緒時謝延庚、薑士彬等纂《重修六合縣誌》卷八《附錄?方技》介紹汪榮，與此相同）曹秀先於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為江蘇學政，汪榮是乾隆、嘉慶時人。
管鏞，字西雍，號桂庵、退庵、齋。是袁枚的學生。馮金伯《墨香居畫識》卷十：“管鏞，字退庵。上元歲貢生。丁卯春日，曾訪之於城北雙石鼓，而不知其能畫。近於朱煉師樂園扇頭，見其寫梅花一枝，精妙絕倫，題句書法亦工，幾令人摩挲不忍置。”“丁卯”是嘉慶十二年，管鏞也是乾隆、嘉慶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