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7年開始，一直到1949年底，在解放區和國民黨占領區廣泛流傳著一本書，它就是《毛澤東自傳》。據有關資料統計，這期間流傳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有近百種。經我們多年的收集、研究，目前仍幸存於世的有80餘種。這些版本的署名，有的是“毛澤東著”，有的是“斯諾著”，有的是“斯諾筆錄”，有的是“毛澤東口述、斯諾記錄”等，然後是某某人譯，或某某人編輯。這本《自傳》雖不是毛澤東自己所寫，但卻是毛澤東口述，並親自審閱和修改過的。早期流傳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當年許多人從此書中得知共產黨是為老百姓謀利益的黨，工農紅軍是真正抗日愛國的人民軍隊。毛澤東樸實謙遜，可親可敬，不愧為共產黨的領袖。共產黨、紅軍、毛澤東是中國的希望。從而使許多人堅定了抗戰的信心，有的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六七十年後的今天，這些以客觀的態度，樸實的文筆寫成的《毛澤東自傳》，不僅讓人們讀起來感覺生動、可信，而且對了解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紅軍史、根據地史以及大革命史，對研究毛澤東成長史和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當年，為《毛澤東自傳》在中國大地廣泛流傳作出貢獻的人是埃德加?斯諾。他的全名是埃德加?帕克斯?斯諾，美國著名作家和新聞記者。1905年7月24日，生於美國密蘇裏州堪薩斯城，畢業於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1927年開始從事新聞工作。1928年來華，任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和《芝加哥論壇報》駐華南記者。1929年，應孫科的邀請，遊曆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的社會現狀和苦難的中國人民有了較多的了解，並開始陸續為美國、英國的報紙寫有關中國的新聞報道。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後，斯諾對被國民黨誣蔑為“赤黨”、“赤匪”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及國民黨懸賞25萬大洋的第一號“赤匪”毛澤東的生存、理想、工作等情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很想深入實地，探個究竟。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政策、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英勇壯舉，以及國民黨調派重兵，發動軍事圍剿等真實情況，在國民黨的嚴密封鎖下，外界的人們難以知曉。1936年4月，周恩來、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延安會談後，張學良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答應給北上抗日的紅軍讓路，並就雙方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商定了辦法。中共專門設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並派李克農去洛川張學良指揮部工作。不久，李克農在地下工作者劉鼎的密切配合下，開辟了瓦窯堡―膚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線，為紅軍采購、運輸物質、接送人員提供了方便，使蘇區與外界聯係有了秘密信道。
秘密信道建立後，邀請外國記者進入蘇區訪問的時機成熟了。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寫信給遠在上海的宋慶齡，請她物色一位正直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到蘇區考察，以便讓國際上更多的人們了解蘇區的真相。宋慶齡收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不久，斯諾也恰在此時，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希望能幫助自己進入蘇區。宋慶齡認為斯諾和醫生喬治?馬海德是比較合適的人選。她當時就囑咐斯諾：不要著急，先了解一些情況，做些準備，等待蘇區的安排。宋慶齡隨即通過上海地下黨，將她擬選派斯諾和馬海德赴蘇區的建議，電告中共中央。
斯諾告別宋慶齡，回到北平靜候消息。不久，中共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委托一名幹部用隱形墨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介紹信，由徐冰交給斯諾，並轉達了中共歡迎他去陝北訪問的邀請。
加入中國共產黨，l929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他的一生極富傳奇性）有過西北之行的經驗，且已結識了張學良，更兼熟英語，是完成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當時，斯諾還在北平，董健吾並不認識他。宋慶齡便與董健吾商量與他在西安接頭的時間、地點和方法。除接頭的暗語外，宋慶齡在自己的一張名片上寫上兩句英語詩，蓋上騎縫章後，一半交給董健吾，一半寄給斯諾。因為是董健吾負送行之責，所以宋慶齡甚至在事先就通知了斯諾，可以安排他們坐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1936年6月，斯諾從北平出發，開始了他曆史性的旅程。在鄭州換車時，他與馬海德相遇，兩人結伴而行，順利到達西安，下榻在西京招待所。斯諾在西安等待董健吾期間，曾先後采訪了邵力子、張學良等要人。
董健吾一路風塵，二次西行。到西安後，便以“王牧師”的身份住進了西京招待所。在西京招待所的旅客登記冊上，董健吾很方便地查到了斯諾和馬海德的住房。他先用暗語相問：“在北平的M?S認識否？”斯諾也用預定的暗語回答：“是我好朋友。”然後雙方出示宋慶齡的名片，拚對無誤，順利接上關係。之後，董健吾便去找張學良，想再借用一次他的私人座機。但張學良考慮到斯諾和馬海德都是美國人，而他座機的駕駛員也是美國人，如果坐飛機的話，這位美國飛行員不免要把有美國人坐他的飛機去蘇區的消息泄露出去。商議結果，決定由張學良派專車將斯諾和馬海德送往前線。其時，中共也已派鄧發來到西安，與董健吾接上關係。7月初，董健吾與斯諾、馬海德及鄧發等人，以遊覽西安郊區的漢代未央宮遺址為名，開車出城。到郊外後，斯諾與馬海德改乘劉鼎（中共派駐張學良處的代表）事先安排好的一輛軍車直到前線。一星期後，董健吾得知軍車已駛出東北軍防地，斯諾和馬海德正由陝甘寧邊區政府組織的武裝民兵沿途護送，這才告別鄧發，回滬複命。
斯諾、馬海德乘一輛東北軍帶篷卡車，於7月8日來到紅軍東線指揮部所在地―安塞的百家坪，7月13日到達了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陝北保安，斯諾成為第一個進入紅色區域采訪的外國新聞記者。在保安，斯諾首先就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問題采訪了毛澤東，其後又先後采訪了林伯渠、徐特立、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周恩來、林彪、吳黎平等。7月底離開保安，到蘇區各地及寧夏、甘肅前線考察采訪，同時，又先後采訪了肖勁光、彭德懷、徐海東、王首道、聶榮臻、蔡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