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的《毛主席回憶錄》、《毛主席自傳》等的淵源。
“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各地廣泛流傳著紅衛兵組織大量翻印的《毛主席自傳》或《我的回憶》、《毛主席的回憶》、《毛主席回憶錄》、《毛主席傳略》等出版物。這些版本有16開、32開，有油印本、鉛印本。封麵一般都印有毛澤東頭戴紅帽徽，身著紅領章軍裝的木刻側麵半身像，或燙金放光芒的毛澤東像。扉頁普遍印有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中，關於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的還印有毛主席語錄。在那個時代，這些印刷較為粗糙，校對不很仔細，流傳廣泛的《毛主席自傳》、《毛主席的回憶》等，既深入宣傳了毛澤東，使毛澤東的傳奇人生走進千家萬戶，又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今天這些留有狂熱年代印記的書，已經成為眾多藏者爭相收藏之物。
經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上海、武漢、吉林、陝西、成都等地紅衛兵組織印發的《毛主席自傳》、《毛主席回憶錄》、《毛主席傳略》等的比對和研究考證，這些出版物最早於1966年10月前後，先由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依照建國前的《毛澤東自傳》易名翻印，然後經過當時興起的紅衛兵大串聯，將易名的《毛主席自傳》和《毛主席回憶錄》、《毛主席傳略》等流傳到各地，各地紅衛兵組織又紛紛加以翻印。因此就出現了不同開本、不同封麵、不同紙張、不同印刷的多種版本。但萬變不離其宗，這麼多不同的出版物，歸結起來，實際源於建國前出版的兩種《毛澤東自傳》版本。
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翻印流傳的《毛主席回憶錄》、《毛主席的回憶》、《毛主席傳略》等是根據1946年1月上海梅林書店出版的斯諾著、方霖譯的《毛澤東自傳》翻印的。該版本正文前有“1946年1月，協商會議揭幕後於陪都”的《代序》。《代序》中，前兩個自然段，選自斯諾原文，而後麵則是方霖“譯者略告一二：本傳係由毛氏在陝北窯洞內口述，史諾依據他所說的用英文記錄下來，以後，又把這筆記托吳平先生（筆者注：吳平即吳黎平）重述為中文請毛氏加以修正。因此，史諾很自信這部稿子‘並無失真之處’。國內外許多人想知道毛氏個人曆史，而不可得。史諾此書，實在可補文界出版界的這一個缺點。毛氏對史諾說過：‘隻把關於我的生活的一個大略告訴你，你以為怎樣？’史諾回答道：‘我正需要你這樣！’於是乎，本書在雙方同意之中誕生。”該版本《毛澤東自傳》正文內容共分六章：少年時代；長沙時代；革命的前奏；國民革命時代；新政權運動；紅軍的成長。而北京石油學院“勝利烈火”戰鬥隊1966年翻印時將書名改為《毛主席的回憶》，封麵上印有“愛德迦?史諾著、方霖譯”字樣，另外正文前的《代序》，以及正文的六章內容都與上海梅林書店本相同。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吉林、河南、湖北等地印發的《毛主席回憶錄》、《毛主席的回憶》、《毛主席傳略》的內容又與北京石油學院印本相同。
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翻印流傳的《毛澤東自傳》、《毛主席自傳》等，是根據1948年冀中書店出版的斯諾著、汪衡譯的《毛澤東自傳》版本翻印的。翻印時把書名改為《毛主席自傳》，同時刪去冀中版中的《中國共產黨年表》。1966年11月北京政法學院革命造反紅衛兵總部翻印的《毛主席自傳》，扉頁印有“愛德迦?史諾筆錄、汪衡譯”字樣。正文內容四章：第一章一顆紅星的幼年；第二章在動亂中成長起來；第三章揭開紅史的第一頁；第四章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文尾括號注“冀中書店”。經筆者與冀中書店本比對，章節和內容一致。但“文化大革命”中所翻印的《毛主席自傳》正文前多了一篇冀中書店版中沒有的“1946年1月，協商會議揭幕後，於陪都”的《代序》。這是當時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組織為了以此《代序》中譯者的說明，來證明自己所翻印的《毛主席自傳》的真實性，故把別的紅衛兵組織依據1946年上海梅林書店《毛澤東自傳》翻印的《毛主席的回憶》中的《代序》，移花接木加到所翻印的《毛主席自傳》正文前。這一印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曾被各地群眾組織陸續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