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現代性的建構，在思維方式和思想實質上講，始終貫穿著古今、中西之爭。在學理上集中表現為道德理性與製度理性能否融通的問題，這也是近代以來，幾代人試圖解決的重大難題。
一、“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的提出及其演化
中國社會走進近代和現代的門檻時，在思想文化心理上帶有一定的消極被動性。麵對西方資本主義用軍事武力的手段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中國人“天朝大國”的封閉心態頃刻坍塌。
魏源和林則徐主張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態度，表麵上力主向西方學習，實質上仍然是“以我為本，以人為末”的文化本位主義保守心態。
龔自珍最早提出變革的思想，他敏銳地洞察出世界情勢的變化，認識到：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變易。西風壓倒東風已勢不可擋，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曆史現實，從而變革我們的思想，注意向西方學習。
但是，龔自珍和魏源的變革思想，仍然是保守的，他們固守“體常靜，用常動”“勢變而道不變”的立場和態度。認為學習西方僅僅在於“師夷之用”。
洋務派曲解了“龔魏”的思想，主張大興兵工，以達到中國封建製度之目的。
到了戊戌變法時期，古今中西之爭，直接表現為“中體西用”的命題。
馮桂芬於1861年的表述：“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是“中體西用”的原始表達。湖廣總督張之洞先生，積極倡導和踐行了“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
鄭觀應最早對“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提出了批判，他在《盛世危言·初版自序》中明確指出：西學和中學一樣，既有其體，也有其用，“育才於學校，論政於議院，軍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也；輪船、火槍、洋炮、水輪、鐵路、電線，此其用也”。而“中體西用”的態度，明顯是“遺其體而求其用”，所以是不足為道的。
三十年洋務運動的破產，迫使國人深刻反省“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
中日甲午海戰，中方的慘敗，宣告了三十年洋務運動的破產。但三十年自強運動，在“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的旗幟下，以實業興中華的具體實踐，是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的發展。加上西方資本主義的資本輸出，為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國民間資本也有了明顯的發展，僅1895—1900年這短短的六年間，民間商辦企業增加104家，是戰前20年的總和。這就為西方思想和製度的推行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
戊戌變法的思想家們主張真正向西方學習，必須衝破“中體西用”的防線，他們提出維新變法的三大主張，要求從根本上變革傳統思維方式。
事實上，是戊戌變法宣告了“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的徹底破產。
戊戌變法的思想家們力主西方思想大啟蒙。在第一次上書失敗後，康有為在思想感情痛定後，主張大規模的思想啟蒙運動。梁啟超成為康有為的得力助手。譚嗣同以其《仁學》批判了君主專製，大力宣傳資產階級的民權平等學說。維新變法的人物，無一不受西方思想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開始批判“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康有為“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根本不淨”。這種以中國的“倫常”之體，吸收西方的“器技”之用的態度，對待西學的立場是“舉其一，而遺其二”，結果必然是不見其利，先見其害。
嚴複主張全麵學習西方文化。嚴複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全麵係統比較了中西文化及其特點的人。嚴複認為西學的命脈在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認為，中西事理之最大不同：“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主今勝於古。”中之人主恒，西之人主變，所以西人日進無疆。嚴複嚴肅地批評“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他指出：“體用者一物而言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則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異也，如其人種之麵目然，不可強為似也。故中學有中學的體用，西學有西學的體用，分之則並在，合之則兩亡。”
嚴複大力宣傳天演論，主張用《天演論》主張的進化論曆史觀，代替中國傳統的變易史觀。
整個舊民主革命時期“天演哲學”一直是一種先進的思想武器。
康有為提出“托古改製”這一“中體西用”的反命題，即主張“西體中用”。“托古”就是中學為用，“改製”就是西學為體。他認為，西學的民主政治之體，早已包含在古老的儒家“聖道”中。盡管《春秋》和《詩》皆言君主，但《堯典》特發民主。他把虞舜“詢於四嶽”詮釋為“四嶽共和”；把“辟四門”解讀為“開議院”。從而主張以西學為體並非離經叛道，而是理所當然的。主張學習西方的關鍵在於學習其民主政治製度。
事實上，戊戌變法的思想和實踐，使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實現了由倫理中心、道德本位，向政治中心、社會製度本位的轉化。從而邁出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現代化的第一步。
二、對於“中體西用”思維方式的批判
從文化和學理的曆史事實上看，中英鴉片戰爭前後，內外情勢使清朝前期的文化專製主義和文化排外主義的氣氛有所緩和，嘉道年間儒家的“經世致用”的實學之風再起，表現出思想文化態度的重大轉機。
這種變化首先使實學擺脫了乾嘉學派隻沉湎於尋章摘句、雕琢蟲魚的瑣事羈絆，而理直氣壯地關注國計民生，從而借微言之大意，壯通經致用之風。魏源把這種新興的實學之風概括為“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龔自珍把這種實學的意義提升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的地位予以高度讚揚。
其次，這一變化突出表現在對待西方文明態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實現了由“製夷”“悉夷”到“師夷”的心理跨越。
直到鴉片戰爭前夕，國人閉關自守的保守文化心理，仍然表現得淋漓盡致，猶如魏源所描述：“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人們習慣於天朝大國的自大感受，從而蔑視一切，西方小國自然被視為蠻夷。即使英王室通商使者馬夏的禮物，也被視作壞人心智的“奇巧無用之物”。但正是這些“無用”之物，以堅船利炮的方式，打開天朝國門，打開國人緊閉的心態，使我們不得不開眼看世界。
林則徐首先主張，“製夷”需“悉夷”，由此改變了“儒者著書唯識九州以內”的狹隘眼界，要求人們要有世界眼光。這就是魏源後來在《聖武記》中強調的“欲製外夷者，必先自悉夷情始”。這種“洞悉夷情”的學風，真正引領了國人正確認識西方文明。為“師夷”奠定了心理基礎。
魏源作為林則徐的好友，通過翻譯介紹西方地理、人文概況，意識到了西方之發達，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就最早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問題。同時，龔自珍也提出了“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變易”。強調變革。
但是，魏源和龔自珍沒有擺脫封建的傳統思維方式的羈絆，主張把中國傳統的封建製度和思想文化視作根本的“體”和“道”，以這種不變之體，師夷之用。他們明確提出“體常靜，用常動”，“勢變道不變”。因此，龔、魏時期，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未發生質的變化。
洋務派從不同的曆史角度去提取和改造龔、魏的思想。早期改良派把魏源對西方“長技”的認識，從狹隘的軍事技術方麵發展為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麵，在向西方學習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洋務派則接過魏源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口號，主張大興兵工，以達到鞏固中國封建製度之目的，抵製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潮，因而背離了魏源向西方學習的初衷。
到了戊戌變法時期，古今中西之爭就直接表述為“中體西用”的爭論。馮桂芬在1861年最早對“中體西用”作了表述：“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思想是龔自珍、魏源的“體常靜，用常動”“勢變道不變”的思想的延伸。
早期改良派和洋務派，雖然提出了“中體西用”問題，但是，由於他們用常變關係、道器關係理解和處理體用關係和中西關係，所以，必然成為洋務派維護封建製度的手段，最終不能促使維新變法走向深入。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必須拋棄早期改良派提出的“中體西用”的旗幟，才能推動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隻有這樣，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才可能發生變革。
事實上，用自己不變的模式，去學人家先進的有用的東西，必然是醬缸泡菜原味必變。張之洞說：“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也。”。所以“中學為體”，即中學為本，為道，就是以君臣父子夫婦（三綱）和禮義廉恥（四維）為根本，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張之洞強調：“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針對維新變法派的做法，張公氣憤地說：“若並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複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因而變法派要拋棄三綱五常是“菲薄名教之心”的“忘親”“忘聖”之輕舉。張之洞：《明綱》《變法》諸篇，由此可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仍然是大成問題的。任何文化都有它自身產生的氛圍，因而也必然是體用不二的。用你的體，來學他人的用，而不要他人的體，學到的肯定不是正宗的東西。這一點，連同早期改良派也已認識到了，鄭觀應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說：西學中“育才於學校，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遺其體而求其用”，是不足為道的。
早期改良和洋務運動對中體西用問題的提出，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變革的前奏。他們隻提出了變的可能性和迫切性，而如何變的問題在他們那裏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解決。因為他們在對待中西問題上，以“中體西用”為原則，所以要極力保護儒教之倫理綱常不變，仍然以道德本位為致思趨向。由此可見，隻有在中西關係問題上，推翻中體西用的旗幟，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才可能有質變的開端。戊戌維新變法，就是在批判“中體西用”中前進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真正的變革，是從康梁變法開始的。
中日甲午戰爭，中方的慘敗，宣告了三十年洋務運動的破產。但是，三十年自強運動在“中體西用”的旗幟下，借鑒西洋現代文明也並非一事無成。事實上，洋務和自強運動中以實業興中華的具體實踐，已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的發展，加之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某種有利條件。特別是洋務運動破產後，官辦企業的命運不佳，清政府相應放鬆了對民辦企業的束縛，因此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1895—1900年六年間創辦萬元以上商辦企業共有一百零四家，是戰前（甲午戰爭）二十多年的總和。民族資本的發展，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步壯大，他們迫切要求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但是，要擺脫內憂外患，從思維決策上究竟應該如何去做？如果繼續像早期改良者那樣主張守我倫常之本，借他器用之末，那麼必然重蹈洋務派覆轍。以康有為為首的知識分子，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站在民族強盛自立的立場上，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切內憂外患之根源，在於封建政治的腐敗。特別是就東西衝突中國被侵略而言，中國失之於缺乏民主製度。於是他提出了變革中國弊政，真正學習西方的主張。他明確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項原則，亦即是施行新的製度，給予人民以發言權，任用新的人才，罷黜腐敗官僚。第一次上書失敗後，康有為決心努力於思想改造，進行大規模的思想啟蒙。他在廣州著書立說，聚徒講學。所講內容從中國國學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到西方思想及製度之合理科學性，從而闡明救國變法之方。梁啟超在講學過程中，成為康有為變法的重要助手。後來譚嗣同以其《仁學》批判了君主專製製度，宣傳資產階級的民權平等學說，也成為變法運動的重要人物。譚嗣同抨擊“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譚嗣同：《仁學》卷下。他的反專製、“排荀”思想反映了晚清知識分子超越傳統思維羈絆的強烈意識。
三、戊戌變法宣告了“中體西用”思維方式的破產
從總體上說，倡導維新的人物，無一不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在思維方式上首次真正跨越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倫理主體道德本位的羈絆，實現了傳統思維方式的第一步變革。這種變革表現為如下諸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