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曆史地回眸20世紀時，將會發現，無論是波瀾壯闊的政治軍事革命，還是日新月異的經濟和科學技術，生活的境遇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刻畫出明晰的思維邏輯。20世紀上半葉，世界的政治格局呈現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軍對壘，特別是蘇俄革命，堅定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判斷，這為在絕對對立中思維的政治戰略思維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0世紀中後期以來，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霸權主義思維的崩潰、冷戰思維的終結、人權外交的尷尬、促使“兩個巨人的握手”，鄧小平先生適時敏銳的戰略判斷，要求人們超越兩極對立，注意中介橋梁，重視相互溝通，學會在同一中思維，實現互利雙贏。
20世紀世界經濟在動蕩中快速發展。一方麵，一、二次世界大戰加劇經濟危機，自然災害頻發使第三世界雪上加霜。另一方麵，西方的資本輸出加速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戰後東亞經濟迅速崛起，加上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世紀之交的物理學革命、三十年代“老三論”、七八十年代的新技術革命，使得經濟理性與技術理性日益彰顯，從而使計算主義、工具主義、操作主義思維極端盛行，人文精神的缺失就不可避免。
新世紀伊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劇，政治多極化的格局已經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態勢不可避免，信息技術網絡化的手段日益彰顯。要求我們以和而不同的態度，經過中西、古今、科技與人文多元文化從體到用的整合，創新一種全球思維，既反對文化一元論的話語霸權，有能應對文化相對主義的理性消解。
一、20世紀的思維積澱
時代步伐的急促前進，要求人類思維必須與曆史共脈博，從而不斷砥礪時代精神，呈現哲學理論思維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的神聖使命。
回眸20世紀的曆史巨變，不難看出人類哲學思維方式變化的重要客觀基礎。
20世紀上半葉，世界的政治格局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軍對壘的時代，由此人們逐步習慣了在兩極對立中思維。
蘇俄革命的實踐經驗，使列寧把整個20世紀判斷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從而逐步形成一種在絕對對立中思維的政治戰略思維習慣。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月革命的領袖、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列寧，在理論思維上沿著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邏輯，在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的曆史現實，前瞻曆史發展的未來趨勢的基礎上，於1916年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明確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階段，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最後階段，其特殊性表現在壟斷性和腐朽性、垂死性方麵，從而提供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由此決定了整個20世紀，將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實質是“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的必然結果。由於國際托拉斯對於世界市場和資源的瓜分，使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霸主”。這時，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因而使帝國主義具有五個基本特征：其一是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其二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其三是資本輸出和以往的商品輸出大為不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四是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其五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大國已經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這種“霸主”肆虐，是資本主義的垂死掙紮，表現了其腐朽性。由此決定了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由於壟斷一方麵不可避免地導致技術進步和其他一切進步的動因消失，在經濟上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另一方麵是從自由競爭當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除自由競爭，而是淩駕於這種競爭之上。這就使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被壟斷、寡頭統治所代替，從而是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越來越多的弱小國家。這不僅使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的不協調因素不斷增加，而且使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日趨激烈。而且由之派生出來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帝國主義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三對矛盾趨於尖銳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先發展的帝國主義（如英、法、俄等國）與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如德、奧、意等國）在瓜分世界時的利益抗衡，不可避免地導致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這種戰爭造成的破壞，必將使帝國主義時代的其他兩大矛盾激化，並且上升為主要矛盾，進而引發世界革命的日益發展，最後必將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告終。
列寧根據上述判斷，認為整個20世紀，將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由此使人們，特別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人們形成一種在兩極對立中思維的政治戰略思維的習慣。尤其是蘇俄革命的勝利，以及當時的世界情勢，人們廣泛認同和應用列寧的思維方式就是很好理解的事情。
這種在兩極對立中思維的習慣，在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曆史時期，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
二、思維境遇的變遷
20世紀中後期以來，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霸權主義思維的崩潰，冷戰思維的終結，人權外交的尷尬，促使“兩個巨人握手”。鄧小平先生審時度勢地形成敏銳的戰略判斷，讓人們學會在同一中思維，超越兩極對立，注意中介橋梁，重視相互溝通，實現互利雙贏。
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以降，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持續蕭條，高度希冀全球合作，特別是產品、服務、資源、人力資本的全球流通，從而擴大和維護市場的活力。另一方麵，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陣營意識形態思維的閉關自守，使自身的經濟技術發展進退維穀。加之人類對於和平、交流與發展的共同期盼，要求我們必須放棄在絕對對立中思維的思維方式，自覺學會在同一中思維，科學領會辯證思維的靈魂，積極發揮矛盾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注意對立雙方的相互吸收、互相利用，從而推動矛盾雙方各自的發展。
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經濟依托於科技理性的武裝，在動蕩中實現快速發展的事實，要求人們更加重視東西方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計劃與市場之間、公有製與私有製之間的協調共生的相互為用的同一性作用。雖然20世紀前期的一、二次世界大戰加劇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自然災害的頻發，使第三世界雪上加霜。但是，一方麵西方資本輸出加速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麵戰後東亞經濟迅速崛起，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七八十年代的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浪潮，使現代性的經濟理性與技術理性不斷彰顯。所有這些都更加要求我們能夠超越傳統的在兩極對立中思維習慣，學會在同一中思維。
這種思想認識和思維方式的調整，經曆了兩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認識和實踐的曆練，迄今已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從毛澤東主席與尼克鬆總統兩個巨人握手的“相見一笑泯恩仇”，到中美兩國的利益均沾、和平共處，新思維改善了世界格局，新思維找到了多元共生，共榮互惠的新出路。正可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當下，多極化的世界政治格局為和諧繁榮的人類文明引領著希望的前景。
新的曆史時期，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劇，政治多極化的格局已經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態勢不可避免，信息技術網絡化的手段日益彰顯。如何以思想的方式體驗這種現代性的狀況，即如何將現代性內化為一種主體生命的意義？猶如伽達默爾所說：體驗作為生命的經曆，“它以兩個方麵的意義為根據的：一方麵是直接性，這種直接性先於所有解釋、處理或傳達而存在，並且隻是為解釋提供線索、為創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麵是由直接性中獲得的收獲，即直接性留存下來的結果”。中國傳統哲學的心性之學，獨具這種體認思維的智慧，其直覺智慧啟迪我們，麵對當下全球化的境遇，我們必須在和而不同的原則下，學會整合創新的全球性複雜思維，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教條下的兩種極端思維傾向，其一是文化一元論的話語霸權主義思維，其二是文化相對主義的消解理性的所謂後現代主義思維。
三、何以應對全新的思維現實
如何經曆整合創新，建構一種全球性的複雜思維呢？首先必須從我們的曆史文化的現實出發，科學客觀地麵對我們的生存和生活境域。誠如上文所述，過去的一百年，中國社會的發展經曆了“三級兩跳”。我們從一個長期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跳躍，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跳躍。人類社會發展所經曆的四種技術社會形態，即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我們在一百年中就經曆了三種。目前，我們正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又一種世界潮流，力爭趕上信息化的大趨勢，把我國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強國。
現階段，由於社會曆史發展的曆時代和共時性的矛盾積澱，社會生活中多元性的矛盾同時並存，特別是社會的文化生活領域，農耕文明的儒家文化、工商文明的功利主義文化、信息文明的網絡文化等等，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人們的行為文化中相互滲透、互相影響，產生著整合效應。從橫向的地域性看，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在相互滲透；從製度文化的層麵上看，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在相互滲透；從意識形態層麵上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與現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矛盾鬥爭；從社會生活的全方位看，多元性的理念文化、製度文化和行為文化在進行著錯綜複雜的相互滲透，共同產生其整合效應。這個時代，是一個整合創新的時代。文化需要創新，製度需要創新，觀念更需要創新。多元文化的整合是實現創新的基礎和途徑。
21世紀伊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資本、產品、服務和人力資源的全球流動把人們之間密切地聯結在一起。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網絡化手段，使人們之間的聯係更加快捷方便，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全人類似乎都居住在同一村莊。但是，由於曆史的原因，世界各國在政治體製和文化形態上仍然是各美其美。因此，當今世界，可以稱之為“四化”時代：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網絡化。
多元理念文化、行為文化、製度文化的相互整合，必然使得世界文化的人類性的共性特點愈來愈多，而民族性、地域性的個性特點愈來愈少。世界各族人民在文化心理上必將能夠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的美好明天大有希望。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中，具有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特點，這就為我們提供了整合創新的文化基元。儒家的和合思維及和而不同的原則，可以“和”一切文化之觀念；道家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主義倫理原則，可以協調現代文明條件下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矛盾；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的觀念，可以與資本主義的利益均沾的工商文化相整合。
信息技術的網絡手段，數字化的虛擬技術，給我們提供了整合創新思維的技術理性手段。思維方式、文化理念都可以借助數字化虛擬手段，實現超越現實性的創新。因而李白想象的“白發三千丈”和杜甫詩句中的“晨鍾雲外濕”等這些超越現實的意境，都可以通過虛擬思維被創新出來。虛擬是人對世界、對象、活動、意義等的人化形式的構建，它主要借助於符號語言的數字化處理實現。現代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手段。通過虛擬，為人類創造出現實所無法提供的新的發展空間、可能和平台，它是人的創造性活動之源。虛擬可以把現實的各種可能性、不可能性和不存在性進行思維構成、規則構成和數字構成的創新。人類的理念創新、製度創新以及科學創新，都可以借助數字化的人工智能手段的整合和虛擬而實現。
無論是思維的整合，還是文化的創新，以及超越現實的數字化的虛擬，都離不開主體的動意和目的。而任何人在思維中都離不開他的已有的本土文化根基的影響，因此，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以開闊的胸懷麵對世界文化的相互滲透，從而全方位的整合創新我們的理念文化、行為文化和製度文化，仍然要堅持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個性優點，而不能完全消解之，因此，和而不同是原則，整合創新是目的。固守自我是保守，完全趨同是虛無。我們既不可“丟盡自家無覓處，手捧金缽效貧兒”，也不可發思古之幽情，抱殘守缺。而應多元整合，全麵創新。即唐代美學家司空圖所說：“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四、全球思維與普世倫理的可能性
事實上，人類的製度文化、理念文化和行為文化的發展，都是在不斷整合中實現創新與發展的。新加坡模式和日本的“東方儒家資本主義”模式，都是思維整合的創新典型。
凱紹爾·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極力推崇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明確聲稱“忠誠家庭製度，服從社會整體利益，節儉，以保守態度對待社會習俗，尊重權威”的理念，不是簡單的“非東即西”，而是中西古今的融會整合。
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使得全球性問題也愈來愈多，人們必須站在全方位的立場，以整合創新的全方位思維解決這些問題。例如全球倫理（或稱普適倫理）的建構，在思維方式上，就既不能用東方文化中心論，也不能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標準，而應多元整合，全麵創新。
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學家發表了一份《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該《警告》指出，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由於片麵強調物質利益的追求，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占有和權力欲望的膨脹，造成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對立和戰爭。過分注重金錢和物質享受，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張，社會的淡漠、心靈的孤寂，使人們失落感日甚，人類社會陷入了相當的精神危機。
我們可以把在倫理觀念中已經為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所共同接受的倫理觀念作為“全球倫理”的最低的需要。
“全球倫理”尋覓首先應克服文化上的霸權主義，而應以承認和接受多元文化為前提。同時應克服文化上的相對主義，承認多元文化在倫理上的一致性。
“全球倫理”的建構應從不同文化傳統中吸取資源。倫理觀念中的“最低限度的共識”都是和某個民族的基本倫理觀念相聯係的。如“尊重他人”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仁學”相聯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博愛”相聯係；與印度佛教中的“慈悲”觀念也相聯係。因此可以把其視作一種“全球倫理”的“最低要求”之一。
但是，“全球倫理最低要求”的建構中，也有與各種文化倫理傳統相異的地方。如“尊重他人”與儒家“仁愛”包含的“親親”觀念、基督教“博愛”中包含的“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佛教的“慈悲”中包含的“涅槃”觀念都有不同的地方。
“全球倫理”包含政治倫理、社會倫理、經濟倫理和環境倫理等方麵。
在政治倫理方麵，隨著大國的霸權地位的江河日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一中國儒家的政治倫理觀念作為一種有價值的資源，應受到我們的重視。平等、和平成為處理國家、民族關係的道義標準。
在經濟倫理方麵，中國的墨家思想或者能提供有意義的資源。“兼相愛，交相利”是世界經濟“共同發展”的出路。
在環境倫理方麵，中國傳統道家的和諧思想，對於解決人類對自然界的過度和無序的開發造成的環境危機，具有一定的倫理價值。“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違背了自然就會受到懲罰，莊子的“太和萬物”的大和諧思想，主張“順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應以之自然”。崇尚自然的價值倫理是有益的。
“和而不同”應是尋求“全球倫理”的整合創新的一條原則。
在哲學思維上，現代西方哲學的人本主義轉向，中國思維的科學理性精神的深入人心，都愈來愈明顯地呈現出相互整合的趨勢。未來全新的思維方式，必然是整合創新的全球性思維。
百年來，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中國人以圖強發展的眼光，對幾千年的文化思維傳統進行了重新審視檢討批判和變革。從林則徐開眼看世界，魏源考察介紹西方情勢，使“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初衷多少有所動搖，已經明確意識到了，西力之不可抗拒，在於其科學之興物質之豐。李鴻章承此認識，力主興實業倡洋務以效西方之實力。那麼思想上如何處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洋文明的關係呢？張之洞提出了“中體西用”的主張。但是，三十年洋務自強運動之失敗，給“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也帶來了困惑，究竟應該如何思維？資產階級的維新變法者提出了破“中體西用”的主張，認為倫理道德中心的思維方式不變，西洋文明就不可能被中國人所接受。維新派代表人物明確提出以政治變革為中心的思維方式，但是，改良的主張者仍以維護君主利益為初衷，所以宗法人治關係不變。修明政治即使如何高明，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可言。對於這種不徹底的，羞羞答答的新思維，資產階級革命者曾經給予堅決的批判。他們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否定性的思維方式，以革命的氣概從物質基礎上摧毀了封建倫理道德的社會基礎，但封建倫理卻如幽靈一般陰魂不散，想做皇帝的人更多了。民國以後的混亂何談文明？何談發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新啟蒙的主張，以“民主”“科學”為旗幟，喊出了中國人心理深層的向往，也從心理深層動搖了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在這種以“科學”“民主”為中心的致思趨向下，中國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以實踐為核心的新思維。半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心的思維方式，給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帶來了從未有過的繁榮。曆史以鐵一樣的事實證明，以實踐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客統一的思維方式，是現代中國人的科學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