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1.說詩詞

在我們的文學遺產中,古代詩詞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橫向看,中西古典文學的比較,西方(歐洲)以敘事類(再現的)小說戲劇為主,自古希臘神話、荷馬史詩及聖經文學開始,向來如此,人們談到西方(歐洲)文學,言必稱莎士比亞、巴爾紮克;我國則以抒情類(表現的)詩文尤其詩歌見長,素有“詩國”之譽,從詩經楚辭、八代唐詩到宋詞元曲,大半部中國文學史主要是詩史,所以人們談到中國古代文學,言必稱屈、陶、李、杜。

歐洲的語文以文藝複興斷限,以前為古文,以後為今文。以前的詩文原作,而今除專家外是不能直接讀懂和賞鑒的。而我國古代詩詞卻不同。自謂“隻能用散文的資料做點打油詩”的周作人,抨擊古文甚力,卻提倡學生讀古詩。他在《讀古詩》《唐詩易解》等隨筆中談到:語體文和古文在係統上關係不密切,韻文則是相連的,除不押韻的自由詩外,自詩經至詞曲、彈詞、歌謠,都重平仄押韻,語法也沒有散文那麼差得遠。從前坊本古詩注解,如《唐詩解頤》,遇見難懂的字麵,雙行小注,平常意義可懂的字句就簡直什麼也不加,如“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當做口語讀下去就可以懂。韓愈的“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雲雲,除“犖確”需要注解外,也都文從字順,可以理會,若是拿他的大文《原道》來讀,便不是這麼簡單了。試想整整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天寶時代詩人巨作,我們現在還能念得,而且從它的原文裏直接享受它的好處,這是世界各國所沒有的。更追溯上去,周朝的《詩經》中有些詩也可以懂得。文藝複興時代相當於我國的元明,相對唐宋已很晚近,更不用說周漢了。三千年前的詩歌至今還可以從原作直接鑒賞,豈不是國人很大的幸福麼?豈不是世界的美談麼?縱向看,出現在我國曆史上的詩歌雄踞文壇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複出的。古代詩詞在今天已成為一種規範和範本。今日文藝生活之豐富多彩,自為古人無從夢見;而古人曾經有過的快樂,今人往往亦有隔膜,或神往。今人一月不讀一首詩,已算不得怎樣遺憾;如一月不看電視,試問感覺又將如何?而詩在古人,如電視之於今人,也曾經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需要。唐人離不開詩,宋人離不開詞,就像今人之離不開影視;詩人和詞人之為人崇拜,也曾如歌星影星之為人崇拜。詩詞在古代,曾是最富於群眾性的文藝樣式。詩詞在審美價值外,甚至還有很高的社會應用價值。

一首詩可以成就一個進士,如朱慶餘之《閨意》一題《近試上張水部》,事載《雲溪友議》。一首詩也可以使人終身不仕,如孟浩然之《歲暮歸南山》,說見《唐摭言》。

類似傳聞不一而足,未必全據事實,但仍可反映一代風氣。古代詩人確乎非常重視其創作的社會影響,反饋往往及時。《集異記》所載王之渙等“旗亭畫壁”的故事向來膾炙人口,無煩費辭,單說小有名氣的周樸,也有一段佳話。樸自愛“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兩句,偏有騎驢者和他開玩笑,佯誦為“河聲流向東”,使他奮力追之數裏,以作重要更正。這種傻勁兒,今之人恐不屑為。官本位的時代,詩人的榮譽卻超乎主宰一方的權威,張祜《題孟處士宅》即明白宣稱:“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比李白寫“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還要勇敢。連強盜攔得詩人,也隻好佩服,請他繼續走路(《唐詩紀事》載李涉事)。

至少在唐以前詩歌不靠刊物流布,不叫人默默吞咽。它傳唱於牛童、馬走、兒童、孀婦之口,題寫於道觀、禪寺、山程、水驛之間。地方官員、寺院住持皆有設置詩板,敬請名流題留新詩的習慣;而路邊的芭蕉葉與青石麵,則是詩人即興發表作品的“詩刊”;不用編輯揄揚,無須傳媒炒作,佳作不脛而走,劣詩自行淘汰……那誠然是一個令後世詩人神往的時代。

作品的傳世與不傳,固然有賴自身的藝術力量,而同時還有一個曆史際會的重要條件。“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詩而論,又能好到哪裏去呢?又能叫新詩人佩服到哪裏去呢?然而它從產生之日起即不脛而走,爾後代代相傳,母子間口口相授,任何權威無法禁止,勢必還要流傳下去。新詩,固然將在文學史上寫下自己的篇章,但也不必振振有詞道新詩的曆史不長,便是其不如舊詩傳誦的原因。我們豈能指望不能流傳當世、深入人心的作品,一千年後突然家弦戶誦?“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韓愈),應該正視和承認,那個屬於詩的黃金時代是不可複製的,那個時代產生的傑作,已成為一種典範,至今仍能給我們以巨大的藝術享受。

回過頭來,說說什麼是詩。我們的古人早在漢代以前對此就有很深的認識。《說文》雲:“詩,誌也。從言,寺聲。”這一解釋,當依據於更早的《尚書》。《尚書·堯典》說:“詩言誌,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毛詩序》進一步發揮道:“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發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幾段堪稱經典的文字,一例釋詩為“誌”,也就是將詩的中心內容歸結為人的情誌;而詩的文學功能,則是情誌的釋放、發抒以及溝通,所謂“誌之所之”、“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所以,詩者釋也,人秉七情,應物斯感,心有千千結,須得釋而放之,然後始得其平。而散文從一開始(無論卜辭、銘文,還是《尚書》),其中心內容都是事實,而其功能則是記錄。古人還進一步認識到詩歌、音樂、舞蹈在審美特征上的同一性,所謂“詩言誌,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這種同一性就是節奏。總之,詩是一種凝練的、節奏感極強的抒情性文學體裁。朱光潛認為,一切純文學作品,多少都有幾分詩的素質。(《詩論》)

詩詞是情緒釋放的產物,故始於興會。西人雲:“詩始於喜悅,止於智慧。”所謂喜悅亦即興會。作詩最難得的就是興會淋漓,這是一種狀態,一種感覺,一種創造性情緒,一種巔峰體驗,是詩詞創作的原動力,又稱靈感、興致、興趣,你就說它是詩之靈魂也可以。陳衍《石遺室詩話》雲:“東坡興趣佳,每作一詩,必有一二佳句。”便是說東坡饒有興會,故每作必有佳句。興會並非空穴來風,它一定來自獨特的生活閱曆、獨到的生活感悟以及新鮮事物的刺激。拋開了獨特閱曆、獨到感悟不寫,寫作就會不在狀態。知堂老人說,沒有靈感而作詩,就像沒有性欲而做愛。不幸得很,這樣掃興之事,在古今詩詞創作領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嚴羽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滄浪詩話·詩評》)空間開闊,萬象新奇,不但皆供詩材,尤能激發思緒。唐人鄭綮自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辨別一首詩的真偽、好壞,分水嶺就在這裏,如果讀之讓人入迷,讓人玩之無窮、味之無極,那麼它一定是真詩、好詩。如果讀之興趣索然,味同嚼蠟,那麼它一定是偽詩、劣詩。

“小子何莫學夫詩”,自孔子對弟子強調詩教以來,這話在我們這個“詩國”一直被人自覺不自覺地信奉著。詢問對方孩子背得幾首古詩,至今仍是家長見麵談話的一項內容。“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已超出作者原意,廣泛地被引為獻身精神之象征。“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一類詩句,在“同學錄”上仍是激動人心的贈言。古老的“賦詩言誌”的傳統,至今還在延續。

不僅如此。上世紀五四運動以後,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認為詩詞、乃至漢字已走到盡頭。又有一段時間,人們認為毛澤東詩詞就是傳統詩詞最後的輝煌。事實證明,這其實是低估了漢字與詩詞的生命力,也低估了後人對漢字、對詩詞接受喜悅的程度及駕馭之能力。開放之年,值詞章改革之大機。於時思想解放,文禁鬆弛,詩家取題日廣,創獲尤多,詩詞舊體,活力猶存,且在中國內地及香港、台灣地區和海外華人中擁有甚至比新詩更為廣大的讀者群。作家王蒙,甚至將傳統詩詞比作一棵大樹,謂直幹雖成,而生機猶旺,仍在添枝加葉,踵事增華,仍是“老樹著花無醜枝”。

詩不能當飯吃,也不解決就業問題,也不能指望用詩來改造社會。詩的用處不在那些地方。詩如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填不飽肚子,卻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成為詩性的人。往小處說,可以更好地欣賞人生,有助於化解人生的痛苦。往大處說,可以按照美的規律去從事創造。能夠不學詩嗎?

2.說賞析

在孔子時代,詩的作用原是很大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它不僅有審美興發之作用,還有很強的傳授知識和政治教化功用,是學習博物知識與外交辭令的工具書。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化分工的細密,詩的作用就遠不那樣寬泛。對於今日的讀者,學詩的首要目的乃在於欣賞。馬克思認為產品隻在使用中得到最後實現,鑒賞對於文藝作品——包括詩,乃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鑒賞的作用,舉其犖犖大端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