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墩鄉地處偏僻，鎮子邊上就是一條運河，運河在這裏打了一個彎，幹旱的年景，運河淺得看上去像條小河，稍大點船就能擱淺。發水的年景，這裏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鄉政府要了兩輛自行車，和鄧一群各騎一輛，沿著運河邊，各個村子跑。
重新回到鄉下，鄧一群倒還是有種新鮮感，同時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來，全鄉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莊的情況，是他們過去想也不曾想過的。村民都很窮，在向陽村的一戶人家，他們看到，這家人一共四口人，有三個半是殘廢。女人是個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麼病，抽成像根蘆杆，兩個孩子都有點傻，最大那個十多歲了，還穿著開襠褲，把那個黑黑的小嘰巴露在外麵，歪著頭，斜眼看你，眼睛裏白多黑少，磣得很，而嘴裏還不停地往下流著口水。而所謂的那半個，是男主人，神經正常，隻是有點耳聾，地裏的活還能幹。那家裏，連張像樣的床都沒有。像這樣的家庭，也還不算是那種最壞的，更有那精神病什麼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殘。看了讓人心裏格外難受。鄧一群說不明白，為什麼在農村有這麼多的不幸家庭，也許同水土，同這裏的醫療條件，同近親繁殖有關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種窮得非常可憐的，就會從身上掏出點錢來，救濟他們。那些人有點感激得熱淚滾滾，就像見到了救命恩的，有的卻連感激也不知道。他們甚至不知道他給他們錢有什麼用。他們是癡呆者。鄧一群也跟著給，老苗倒勸他說不必這樣，說：你我情況不一樣，你要養家的。我是沒有負擔的。但鄧一群還是堅持給，這是一種風度（或者說是一種風格、境界）。
全麵調查結束了的那個晚上，鄧一群在苗組長的房間裏，兩人感慨了很久。從表麵上看，這裏的自然條件不算惡劣，應該還是能想出脫貧致富的辦法，關鍵還是縣、鄉的領導思想不夠解放，那些農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們並沒有強烈的脫貧的想法，也許這幾十年來，從父輩那裏，就繼承了安於現狀的想法，他們不去接觸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麵世界是個什麼樣子。他們沒有心理反差。或許，他們對生活可能還有一種滿足，有飯吃，也有衣穿，這就行了。沒有太多的要求。他們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還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麼他們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為止。所以，一戶人家四、五個孩子並不奇怪。他們把生孩子當成了一種生活樂趣。
那些村子都還沒有通電。通電對他們沒有實在的意義。一個村裏，往往連一台電視都沒有。白天要是農田裏有活，他們就會下田；要是沒有活就靠在牆邊曬太陽，在他們的身邊往往還偎著一條狗。不曬太陽，就是在村裏閑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遊兵散勇。表麵上村子裏平靜得很，間或也有一些雞飛狗跳。碰運氣也能看到村民們打架，有夫妻對打，也有家族與家族之間。家族間的爭鬥還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晚上，村民們早早就會熄燈睡覺。一來省煤油，二來是無聊。除了睡覺，還能幹什麼呢？睡覺自然是睡不著的，於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樣的事情是否會乏味，可那是他們唯一能夠有點樂子的事情了。鄧一群過去就聽過這樣的笑話：一個中央首長去某省貧困山區視察，問一位老大爺，“這裏有沒有實現機械化呀？”老大爺說：“沒”。首長問：“那你們耕地靠什麼呀？”老大爺說：“俺們就靠個牛！”首長又問：“通電了沒有啊？”老大爺說：“沒”。首長問：“那晚上照明用什麼？”老大爺說：“俺們就靠油！”首長繼而又問：“晚上還有沒有什麼文化生活啊？”老大爺說：“沒。”首長問：“那你們晚上幹什麼呀？”老大爺四顧眾人，口氣鐵硬地說：“俺就靠個毬！”
鄧一群事實上對這些情況很熟悉。這個鄉的情況與他老家那個鄉的情況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農村生活就是這樣。他在農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曾經對這些司空見慣。然而當他現在跳出來，從省城的高度，從省委扶貧工作組個組員的高度，再審視這樣的生活，還是從內心有了震憾。他充分感到村民們的麻木。他們自己感覺不到悲哀。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也許，他們中有一些人想過這樣的問題，但他們卻認命了。他們發現自己無力去改變這個問題。他們更多的人認為命該如此。所以，正像魯迅先生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中國的農民階級，是革命中的最主要的破壞力量，也正因為他們的愚昧，才最有破壞力。破壞完了之後，他們卻並沒有想到要去分享由革命成功而帶來的勝利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