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建國之初，軍隊實行的是府兵製度，軍隊大權都集中在皇帝手裏，除掉緊急軍情，但凡征發十騎以上的兵馬，都要有兵部奉皇帝敕令頒發的兵符，將帥不能長期領兵，如果有戰爭，朝廷命將出征，戰爭一結束軍士就散歸軍府，領兵的元帥則回到朝廷。
這樣的軍事製度到後來漸漸難以適應社會的發展了，帝國穩定後，大唐最大的敵人就是邊疆上的遊牧民族，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散開了是牧民，聚攏了是軍隊，他們時不時的打劫大唐老百姓，往往大唐的軍隊還沒集結起來發動反攻，這些遊擊強盜已經搶了東西跑了。於是邊關上增設了專門防禦遊牧民族侵犯的軍事力量強大的軍鎮，為了防止邊關守將擁兵自重，貞觀時期，邊關大將領兵的期限一般不會超過三年。
到唐玄宗當政時，出現了一個新的官職：節度使。“節度使”並非唐玄宗的新發明，其實在唐玄宗以前，邊關將領就有了“知節度事”這樣的名稱，所以“節度使”這個官職的創立，至此可謂是水到渠成。
唐玄宗天寶年間，大唐境內一共有九個節度使：安西（大本營在今新疆庫車）、北庭（大本營在軍今新疆吉木薩爾）、隴右（大本營在今青海樂都）、河西（大本營在今甘肅武威）、河東（大本營在今山西大同，安史之亂後移到了太原）、朔方（大本營在今寧夏靈武）、範陽（大本營在今北京）、平盧（大本營在今遼寧朝陽）、劍南（大本營在今四川成都），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大本營在今廣東廣州）。這十個軍事機構的長官——節度使、大都護或經略使是統轄邊防軍隊駐守邊疆保家衛國的軍事首領，唐朝稱這樣的軍事機構為“藩鎮”。
為發揮軍隊的機動性和靈活性，節度使們擁有轄區內的軍事、財政、行政大權，唐朝的府兵製也逐漸蛻化，募兵製開始風行，節度使可以根據邊關需要自行招兵募將。唐朝軍隊戰鬥力強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力於皇帝放權給邊關守將以便他們大展身手。
早期的節度使任期不會太久，一般也就是三五年，但是到後來，節度使的任期變得越來越長，同時還出現了一個人兼職幾個節度使的現像，譬如皇甫惟明身兼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王忠嗣身兼河東、朔方兩道節度使，皇甫惟明被廢後，唐玄宗甚至不再任命新的節度使，他直接讓王忠嗣再兼職河西、隴右節度使，九個節度使的寶座王忠嗣一人就占了四個，而且都在國家精兵密集之處，因為大唐的邊患主要來自西北、西南。於是王忠嗣一個人就掌管了大唐二分之一的邊兵，一個將軍擁有這麼龐大的軍權，這絕對不利於國家的安定。
除了長期擔任節度使，一個人擔任幾道節度使，還有另外一個要命的現象：遙領。“遙領”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遙控，也就是節度使不在這個軍鎮而在遙遠的朝廷或者別的地方管理這個軍鎮的軍隊，譬如宰相楊國忠就兼職劍南節度使。其實像王忠嗣那樣身兼數道的，也同時有遙領現象，幾個藩鎮都由他一個人指揮著，而他又沒有分身法。
當節度使久任、兼職、遙領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之後，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弊病也就跟著來了。天寶十四年冬，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道節度使的安祿山舉兵反唐，安祿山死後史思明接著反叛。
由於太平積久，百姓久不知兵，加之大唐府兵製度敗壞，中原無兵，安祿山勢如破竹一下子就攻克了河北、河南。其實安祿山造反時也隻指揮得動範陽的軍隊，他遙領的另外兩個藩鎮——平盧和河東都不聽他的指揮，不僅如此，安史之亂期間河東軍一直是抵抗安史叛軍的中流砥柱，平盧軍則是唐朝的“敵後武攻隊”，是安史叛軍的心腹之患。唐朝花了八年時間才平定“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期間，國內藩鎮林立，到處都是節度使，戰亂結束後許多藩鎮都成了多餘的，可是已經撤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