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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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雲
一、他們消失在遠方
2014年10月11日，我去增城參加“首屆東蕩子詩歌獎頒獎會”。這天下午是研討會，會議的題目是《詩歌與個人命運》。
說到個人命運與寫作的關係，我是這麼發言的。
在我年輕的時代，我對於詩與思，語言是日常最高的生存事件，原創性書寫等等詞語，充滿著顫栗般的迷戀。那時，我與我的朋友們，在真誠地討論和讚賞那些偉大的天才，他們是尼采、克爾凱郭爾、叔本華、荷爾德林、諾瓦麗斯、裏爾克、卡夫卡、普魯斯特等人。這是以躓顛、趔趄地飛行於蒼穹之上的天才者，電光閃過，漫天輝煌。
那天才者，他們易采用敏感孤冷之方式，甚至不惜以自戕與毀滅的激情震撼一代人麻木的神經。天才總是常與孤獨和焦慮為伴，這樣就會常常損傷他們的身體。他們顯得麵孔削瘦，體弱多病，仿佛那軀體無力承擔沉重而卓越的思想。這天才者的神經極其敏感，掉在地上的一根針也能讓他們心驚膽戰，從而觸發情緒以及想象，並且綿延出瑰麗的文字。
當然，在人類思想和藝術的發展史上，除了天才，還有大師級的人，這是康德、托爾斯泰、海德格爾、羅丹、伽達默爾、雅斯貝斯等人，這些大師行走於沉厚而堅實的大地，他們呼吸平穩，生活規律，致力於啟蒙理性。他們在寧靜與安詳中活到足夠的壽數。
天才與大師，都以獨異的光彩，照亮了人類混暝的暗夜。
當年的我們，卻更執拗地欣賞和追慕天才的足跡。我們動情地說，殘破的肉身，正好成為了語言的傳送地。我們說，是身體的病理學特征，在腐殖之地，孕育和澆灌了詩與語言的璀璨奇葩。那時，我們年輕，身體還沒有真正的疼痛，疾病還沒來得及發生，因此我們才敢於奢侈地談論有限以及死亡。死亡的黑色似乎經由語言的描述而籠罩上一層金色。我們全然不懼怕語言最終可能導致的致命性結局，我們說，這正是詩意的最後返鄉。
在經曆了許多時間，到了我現在這把年紀，並且目睹了那精神部落的一個個同仁的相繼離世，這讓我有一種兔死狐悲的哀慟。這些殉難者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串名單：路遙、昌耀、海子、駱一禾、王小波、程文超、萌萌、餘虹、張棗、高華、張暉、樊鏵、李老十、張謙、鄧偉、於娟以及鄧正來，還有前不久去世的俞吾金，以及現在正在紀念的，一年前去世的詩人東蕩子。
這裏邊，我認識的有程文超、萌萌、餘虹和東蕩子，我和他們，曾經有過誌趣相投的學術交往，彼此之間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誼。
他們消失在遠方。在遠方，他們在幹什麼？沒有誰會知道。
也許我現在日漸變得世俗、庸常和妥協，我已經將文字看得虛無。我如果嘔心瀝血寫出了文字，以為那文字可以對別人有幫助，可我連自己也幫助不了，這不是極大的反諷嗎？我不相信通過文字可以青史留名，可以不朽。我死了，連同這個世界的一切都與我一並消失了，因為我再也看不見了。
我目前最大的心願是不要讓我難受，不要有身體的不適和疼痛。如果不難受，心力還夠，我能夠寫些東西，又是自己想寫的東西，已經是阿彌陀佛了。也因此，我對於能否為世人關注，是否可以進入公共視野，早已經不在乎了。我隻想躲在暗中，像一個鼴鼠那樣悄悄地活著，不需要也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格外注意。至於今後我還能說出什麼，不知道，一切都隨自由走去。但是我有一個基本的寫作信念，那就是需要不停地追問我們這個有限、鄙俗、有缺欠的自身。如果說思想即追問，學習思想即學習追問，那麼我明白，思之正道，不得有機心；不得希望通過思想獲取實際利益，否則，思就會戛然而止，在思麵前你必然碰壁。
講到這裏，我略略停頓了一下，我覺察到，原本我是想講苦短人生，麵對無邊無際思之涯的恐懼，但說著說著，我把自己又一次繞進了一個漩渦中去。看來，一個對思想和語言有迷戀的人，實在是中蠱已久，想回都回不去了。
我趕緊打住，然後說到東蕩子。這次紀念活動，是以民間的形式，以已逝的具有原創精神的詩人東蕩子的名義，向致力於精神跋涉者致敬，讓詩人與詩人之間的雙翼靠攏。
我說，東蕩子是完整的。他的詩作並不是很多，但他一首首寫作出來，沒有碎片，都已完成。尤其他的詩集《阿斯加》，那是他創造的一個意義國度。在那個國度，他自由行走、攀爬、逗留。他的詩歌力量，在他運氣、構思時，就已力透紙背。他基本上是沒留什麼遺憾的。
因為是圍桌而談，不是在講台上那樣的正襟危坐，於是我們每個人講話時都比較隨意放鬆。我談了與東蕩子的交往，我們共同參加過的文學聚會與活動。
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次是2011年9月，那個秋天，我們省作家協會組織作家采風，到了林芝等地。一路上，我與東蕩子交談甚恰。在林芝的湖畔，我為他抓拍了不少照片，他頭戴禮帽，翹著向上翻的胡須，叼煙鬥，壞壞地笑著，又有幾分孩子氣的調皮。這些照片，現在還留在我的相機中。
正巧，林芝那晚是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我們一行人在具有藏區風格的木屋裏聚餐。白樺木的長桌，兩邊坐滿了人，鐵架子上燒著肉，佐以青稞酒，大家喝酒唱歌，好不快樂。
在林芝，海拔有2000多米高，東蕩子沒有說他有什麼不適。車子開到3000多米的山上，他好像也沒有不良反應。
隻是在林芝附近參觀一個景點時，我不想去了，在車上等。東蕩子也沒有去。我們閑聊。
在閑聊中，他說，像他這種在體製外的人，老了以後倒是別的什麼都不怕，怕隻怕生病。沒有醫療保險，如果生重病就很麻煩了。如果不是擔心這些，人實際上有房子住了以後，吃東西花不了多少錢。
這是我聽到東蕩子很少談及的詩之外的實際現實問題。
我當時這麼說，我們就盡量少生病吧。我還勸他，如果能進體製內就進去吧。有那麼多人在體製內混，你這麼出色的一個人，進去也不多你一個。
如今，他再也不用為老了病了以後高昂的醫藥費發愁了，也不必再經曆老了病了以後滿身疼痛的熬煎掙紮期了。他好像早就有預感似的，他寫下他是一個在天堂修理柵欄的人的詩句，隨後，他擺擺手，在49歲飄然遠行。他一輩子都是逍遙自在之人。
晚上，我們坐在增江邊一個高坡的酒館宵夜，夜色中鱗鱗波光，眾友人閑談著。
東蕩子的妻子，散文家聶小雨坐在我身旁，她對我說：你下午講到東蕩子很完整地完成了自己很準確。我與他共同生活，看到他寫詩時的純粹，也看到他的快樂。他有很多的朋友，我們在增城的家，沒有電梯，可朋友們會爬上8樓來找蕩子喝酒談天。他們談詩、熬夜討論，也打牌，蕩子抽煙很凶。太晚了，他們會通宵不睡。蕩子不強迫自己做什麼事。他不愛鍛煉，認為鍛煉累。他希望快樂，他會自動躲開憂愁。
聽小雨這麼說，我心裏一個激靈。心想，東蕩子躲開憂愁的本能是過於強大了。
東蕩子不像我認識的那些朋友，那些總是眉峰緊蹙，總是憂國憂民的寫作者。東蕩子不是蘸著苦難的黑色墨汁去寫現實，他對現實從來沒有諸如憤懣、對抗等否定性情緒。他一上來就談論終極，不屑於糾纏過程。他在過程中感受的始終是愛情、友情以及創造的歡悅。
2007年，我和世賓還都在《作品》雜誌社工作，世賓那時經常去增城與東蕩子見麵，他回到辦公室，總會拿出一疊疊東蕩子寫作的詩稿給我看。這時東蕩子終於找到“阿斯加”的意象，或者找到了一個可以馳騁他詩歌想象力的國度。他每每像患熱病一樣，無論白天黑夜，都有出奇的詩句蹦出來。那意象又新穎詭異，又生動如前。我記住了他筆下的葡萄架，坡坳與柵欄。世賓是一個對所有創造者都懷抱欣賞和讚美的人，他當時已預料到東蕩子將迎來詩歌創造的藝術高峰，這也是東蕩子多年累積的爆發期。
在東蕩子去世以後，世賓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東蕩子詩歌的價值和意義，世賓為此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這可能正是精神部落的兄弟必須要做的事情吧。
小雨對我說，她非常感謝世賓還有許多詩歌界的友人在東蕩子身後為他所做的這一切。
可能是我們都在邁向中年，並向老境走去的原因。近幾年來，聽到朋輩成新鬼的噩耗，開初是震驚、悲慟，但時間一長，人的痛感神經也就開始麻木了。偶爾會翻到陶淵明寫下的《挽歌》，默念一下，懷想舊人。此詩不長，摘錄下來：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麵無人居，高墳正嶕嶢。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複朝。
千年不複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哎，這悲涼蕭殺之景，卻每每籠罩在那精神純粹者的頭上。逝者已逝，或是托體山阿，化為永恒了吧。
關於永恒二字，多年前，我看到的是壯麗無邊、遼闊無垠的前景，而不是淒清滄然不歸之旅的暗夜。我常常將瞬間與永恒放在一起比較，會睥睨前者、追慕後者，以為永恒是鐫刻不移的曆史，是比人當下的活著重要多少倍的偉大曆史。
現在，我知道永恒者再也回不來了，這是悲愴的現實。
二、肉身的限定
回憶起來，最早聽到寫作者猝死的消息，感到震驚的是王小波之死。
1997年春的一天，我們在聚會時，文能說，王小波在北京突發心髒病死了。文能當時是《花城》雜誌社的名編，他和全國各地優秀的寫作者都保持很密切的聯係。
王小波？那時王小波還沒那麼有名，還沒有後來所獲的哀榮。但我們早就從文能那裏知道了王小波。文能在刊物上發了王小波不少的散文隨筆和小說，還準備為他出三部曲《黃金時代》、《青銅時代》和《白銀時代》。文能說，不久，北京的王小波一定會成大氣候。也因此，我們熟悉了王小波，他就像我們中間早已相識的一個朋友。
文能告訴我們說，王小波為了安靜寫作，住在北京郊外的一所房子。半夜突發心髒病去世。屋子裏有空啤酒瓶，滿缸煙蒂，還有正在寫的文章。王小波死時才45歲。
我被王小波之死給震住。因為那時候我的心髒也不好，常覺心區憋悶、心悸，沒力，頭暈。到醫院檢查，讓背個24小時監測心髒的儀器，一天一夜拿下來，醫生看了，說是竇性心跳過緩。沒什麼治療的辦法，讓我常服丹參片，如果再嚴重了，就在包裏常備速效救心丹。
心髒病隨時會要了人的命。這讓我陷入恐懼中。
為王小波之死，我寫下一篇文字《肉身的限定》。此文沒發表過，此次收錄這裏：我所談論的、感慨的問題拿到現在看也沒有過時。
我寫道：
僅僅是由於熱愛精神生活，僅僅指望為世人獻出一些自己在摸索沉思中的實話實說，不甘於讓愚昧、諂媚成為流行，但他卻死了。因寫作而死。他什麼都不想要，隻想將真實和常識性意見表達，但上天卻不見容於他。王小波之死，又一次證實這個時代無形中有冥冥的東西在鉗製一種純粹精神生命的生長。
他是累死的。那顆智慧的頭顱在一刻不停地旋轉，自己把自己捆綁在一架不歇的戰車上，想下都下不來了。一個人在學會真實思想時，湧出的話語令上手的記敘追逮不及。卻不知，肉身卻在哢嚓嚓斷裂之中，已到懸崖和深淵，但他卻渾然不知。王小波他為什麼不先生一場大病？那樣，將有一種外力幫助他躺下，有一場緩衝，強迫他停下自己的所想，去試著過一下庸常的生活，可能那就躲過這場劫難了。但誰可以未卜先知呢？一個沒有世俗立足之地的人，其實是自己抽走了腳下立存的土壤。他懸空了，隻有永遠地飛翔，停不下來。後來終於有一天，上帝憐憫他，把他召了去。我們對王小波，隻能作如是想了。
一個思想的人死了。隔著冥河總在臆想和假設：如果王小波在生活形式上更講求一些，更自我關愛，不那麼敷衍自己，那麼他是否就繞開了死神相約？在遠郊獨處的房間，是一摞書，一台電腦，一堆啤酒空瓶和一碟煙蒂。他為了拒絕俗世纏繞才選擇獨處。但日常裏一個男人並不懂得如何料理自己。沒有煙火燎灶，沒有可口的飯菜，沒有一定數量的肉類和蛋白質，我說出這些話顯得是多麼形而下。而身體的物質性是一個鐵的事實。在短時間內噴湧出那麼多念頭，並且使之成形，這是如此耗神傷身的存在方式，卻沒有相應的營養補充。肉身之人，必得進補膳食，而非餐風啜露。卻沒有。按理，依王小波文字中表現出來的調皮詼諧的個性，他本不該是將自己耗到絕處的迂闊，他也會否定安渥優雅的生活方式，認為這樣的話會影響切膚之痛的深刻表達。他雖是苦孩子出身，能受罪，但他又同時是見過洋世麵的人，他該知道精致的生活並不能使精神下滑。但他一切都顧不上了，靈魂旋轉得太快，他如果停下來悉心調養，那些噴湧的思想就會稍縱即逝。澎湃的思緒，卻造成心悸，肉身太過有限，該停下來卻沒有打住，沒有想到有一雙黑手竟是那麼快地扼住他生命的咽喉，他喘不過氣來。在夜晚降臨時痛苦地大吼，猝然被那黑口吞噬，再也沒有回來。誰為靈魂擔保，誰又為生命擔保？物質的塊層終於冰消雪融。又是一道電光閃過在刀刃。
多少人為之惋惜，卻無奈肉身的限度。每每在想，這悲劇原本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可一切都悔之晚矣。在思考與寫作的馬拉鬆賽中，王小波將命運之韁撒手丟棄。誰知道他今後還會說出什麼令人開悟啟智的話呢？
又想到了北方。北方無論如何是聽信和膜拜精神性事務的地方。如此理性透澈的王小波，一方麵在對常識基地的雜冗進行著清理；同時他卻又是置常識經驗於不顧。比如常識說，人要吃飯，有病要醫。但他卻是饑飽無定，有病不醫。粗心的家人沒有想到，有一巨大劫難即將降臨。北方的家庭，多有熱辣的情分，卻鮮有具體的照料。他們沒有把一些不祥的信號當回事。
看到《天涯》1997年五期發的《王小波情書選》，他在七十年代末期給李銀河那些情書。這個男人麵對愛一點兒也不理性，他是那麼瘋狂地愛著，開篇便是“你好啊，李銀河……”字裏行間有類似一個孩子那般渴望愛的真摯深情，但在談及人類處境和社會問題時他思想的聰睿智慧比比皆是。愛與恨在他身上都是表現得如此強烈，他容不得中庸之道。社會學博士李銀河不是一個香鬢秀逸溫柔馴順的女子，而是與他有著共同的精神向度。他對女子的外在幾乎不提任何的要求，他隻要求一個對話者、交流者。她本該是加倍珍惜，可惜她太要求自己的獨立了。她不知道這個如此懂她的男人有一天會累死。她如果知道，怎麼也會守在他的身邊。然而，她守在他的身邊就能躲過這一大劫？天知道，大概每個人的命運都最終要由自己承擔，最是相親相愛的都也無法替代。對於他的家人，又能說什麼呢？隻是再一次覺得可惜。王小波隻是熱愛寫作，並沒有招惹誰，卻是猝然而逝，這令所有追求這世界徹底性而非通俗性的人心頭發顫驚寒。
那頤養很好的人，卻是無法展開思考。當我們肉身健壯時，語言隱匿；當我們肉身殘破幾近斷裂時，那語言如隕石雨般紛紛砸在世界的深處，激起無窮回響。是神在嘲笑人類學會思考的能力嗎？為什麼不該中斷處卻是戛然而斷再無法續接？一切又得從頭開始。康德說這就是人的悲劇。人剛剛學會思考，生老病死就席卷而來。一切又得重新開始，一代又一代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肉身的有限，使得人類距離居住那個最終的宮殿是遙遙無期。
那時我發感慨、寫文章，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江湖；那時文字裏仍有年輕時節易於抒情和浪漫的腔調。但在字裏行間，已透出我對身體細節的關注。我想說的是，王小波這個多子女家庭長大的孩子，從小不可能得到悉心的照料，況且他也有過1959年到1962年那三年低標準挨餓的經曆，他成長時的身體沒有足夠的營養。長大以後，應該好好補虛了也沒有。聽文能說王小波高個，極瘦。個太高的男人，很容易心髒供血不足。如果懂中醫，首先應該疏通脈絡，補補脾胃和腎氣。但是這些細節，沒有幾個男人上心。在北方，不僅男人，又有幾個女人對此注意呢？北方是豪爽俠義的，同時又有些粗枝大葉。人們習慣於追求宏大主題，想大問題，想如何救國救民的大計劃，想如何讓受苦受難的別人掙紮出水深火熱之中，這種強烈的憂患感，讓他們顯得麵孔肅穆，氣節風骨都令人格外敬重。但是，他們沒學會照料自己。忘我、無私是好人的座右銘。
我在想，如果王小波懂得日常飲食調理，能好好吃飯，而不是靠酒煙提神寫作，他興許會躲過致命的一劫。如果他還能活，那顆天才的大腦、通透的心智，有啟示意義的文字，還會給讀者帶來多少的裨益啊。
但是說什麼都晚了。斯人已去，托體山阿。
三、我心永恒
在我認識的身邊的朋友中，最早患病的是中山大學教授程文超。他早在1991年就被查出患癌。後來我們都在廣州，看他整天樂嗬嗬的樣子，我們也就以為癌症沒什麼可怕，它好像還沒有心髒病可怕。你看程文超，一次次上醫院、手術，然後從床上跳起來，又像一個好端端的人了。他照樣參加會議，有精辟發言；他照樣幽默風趣，而且他永遠的善待女人、熱愛女人，永遠的有紳士和騎士風度。
2004年10月，本該是廣東最宜人的秋季，卻傳來程文超病逝的黑色消息，他享年49歲。
他的朋友和學生為他奔喪。
2005年10月，程文超一周年的祭日。朋友們懷想他、紀念他。我們撰寫文章，出了一本紀念程文超的文集。一年之後，痛失友人的哀慟仍沒有消散，我提筆寫下如許文字：
黃鶴樓在湖北武漢。多年前我曾在細雨霏霏的日子去瀏覽。憑高遠眺，黃鶴夭夭，煙渺嵐影，龜蛇二山，長江天塹……那是一派迷濛而廖廓的景致。在程文超祭日，想象那來自黃鶴樓故鄉的故人，確是已經駕鶴天穹，無際無涯，一番自在放任遊騁。因此我們可以做到不慟不悲。
又一次在想：如果大地白茫茫一片真乃幹淨，這是當不如人願之事，不得要領之煩都終於放下，同時放下病魔的沉屙日久。那病魔是一個滿臉猙獰的敵人，總想把一個勇敢的人打敗。但已經搏鬥13年，敵人沒有得勝。文超贏得在極限處愈戰愈勇的頑強鬥誌。到後來，他終於有些累了，對病魔說，我們既握手言和，我們又同歸於盡。
於是，一縷清風。這就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淨。文超用絕塵之姿，為曠世留下清狷。那駕鶴而去的人，下了決心，對上天說，已經抗爭、搏鬥，還能怎樣？文超，周年之祭，想到你超凡的不屈、意誌；非我輩可以猜度的堅忍、苦情、疼痛，難捱，禁不住潸然淚下。
早說要為文超寫些文字，卻遲遲沒有動筆。要寫的很多，又一時不知從何處落筆。與文超相識多年，算作故交。當得知文超辭世，便被內疚攫住。2004年這一年，從春天起就與《花城》的小林商量著去看文超。但心裏又覺得不急。文超是生病住院了，但用不了多久，又會在某個飯局或聚會時見到他，他依舊是笑盈盈的樣子，看不到疼痛，更看不到氣餒和消沉。凡事都沒有可能將他壓垮。他總是幽默、爽朗，先自把氣氛調節得活躍，先自把別人給鼓舞起來。他讓人看不出是那種被病魔糾纏不放的人。他的入院、出院，也總是有驚無險，讓朋友們的心，懸著、又放下。這一次，以為他又可以躲過。但在同年10月，悲劇已成，才為自己未能去到醫院與文超最後道別，而深深愧疚。總是在想，文超在最後之際，是會想念朋友的。他是那麼喜歡朋友。為什麼沒有抽個時間去看他？張梅後來說，不要後悔了，也許見了會更難過。因為文超後來已經掙紮夠了，已經耗盡。還不如留個最好的、不被破壞的影像在心底。這話可以讓人稍稍釋懷。
文超的追悼會播放的不是哀樂，而是他生前喜愛的電影《泰坦尼克號》裏的主題曲“我心永恒”。它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就像不死的鳥兒撲楞著雙翼在蒼穹中飛翔。那不曾泯滅的情愫，徘徊和縈繞在肅穆莊嚴的悼念會大廳。他一生以愛為宗旨，對親人、師友和學生，無不充滿深深的摯愛和眷顧，此音樂正是他的所願。
憶起文超當年的模樣。我們是在1988年雲南大理召開的“當代文學年會”上相識的。那時他正北大博士在讀，他與幾個師弟師妹前來蒞會。他那時書卷、清臒、生動。他一頭卷發，頗像朋友形容的普希金。白天開會，然後參觀，在放鬆的環境中，大家已從陌生到相熟。我當時在河南省作協工作，同去的河南省社科院的劉倩、小梅都同文超交往頗佳。大家穿過蝴蝶泉，再走過一片沙灘地，然後在已經廢置的木船上拍照。微風吹來，記得文超一縷卷發飄在額際。
晚上就在大理賓館組織晚會。他與重慶某高校一女子做主持。那女孩子娟秀端怡，頗清氣；文超妙語連珠，配合默契，兩人把會場氣氛推向熱烈。我聽他們唱“大約在冬季”，覺得曲子是那麼好聽。我當時呆頭呆腦，自己什麼新歌都不會。我正處在精神蛻變而又找不到新路階段，人整個的壓抑、沉悶、寡歡，了無生趣。比起京城來的諸君，那般的敞亮、飄逸，那般的莘莘學子和翩翩驕子的形容之生動，自己愈發顯出板滯。但在自己心裏，在比襯中，我深受震撼，想到的是更要好好活，活出嶄新的精神麵貌和氣質才好。
那影像於是就此定格。
然後就有著電話或書信聯係。他時年已在當代文學領域嶄露頭腳；然後，又聽說他去到國外做訪問學者。然後，消息就中斷了。
在我遷徙廣州之後一年有餘的1993年，則聽說文超也調到中山大學了。然後我們就聯係上了，大家都在為舊友陌地重聚而高興。聯係日漸頻繁。與他的端莊賢淑的妻子卞霞和他靈慧可愛的女兒程璐也都很是熟悉，你來我家我去你處，仿佛成了親戚似的。願意日子就這麼平靜而恒常地過著，麻木、平庸、瑣屑都不怕。我們其實是恐懼記住日子，因為這時日子一定是出了些幹擾；日子有了縫隙，就會引起停頓一下的注目，真相裸露時，就稱之為時間了。而時間，很哲學的術語，普通人與日子沒那麼的深刻。
記起時間就是記起1994年文超住院。我和宋瑜、陳虹趕到醫院，卻見昨天剛剛動完手術的他，居然不管不顧脖子上還緊繃的紗布，活蹦亂跳地下了床，給我們倒茶、削蘋果。我們放心了，知道他沒事了。他依舊微笑和幽默，興致勃勃地說著朋友的近況，誰出了新書等等。他不言己病，不想記起讓人心煩之事，不會喋喋不休去敘說自己的痛與苦。他臉上沒有讓人喪氣、灰心的任何症狀。他是要下決心用自己的達觀來戰勝病魔。又有一次，邀幾個朋友到我家吃飯，記得有單世聯、楊苗燕等。邀了他們一家三口。不知他剛剛出院。但他居然跳上出租就來了。剛剛做完化療，他的頭發全掉光，我們見他喜盈盈一光頭佬，大呼“酷斃”，像黑社會大佬。我因此相信人可以戰勝命運，可以創造生命的奇跡，是通過文超的切身做派。
關於生命，就是關於時間。我們已知時間的有限，殘缺；也就知道了生命的匱乏、朽敗。這是天的無常，常常在無可意料處給人以難題。但在文超這裏，卻是把無常都當作了有常。生命是什麼？就是隻要活著，就努力活好每一天，去增加每一天生活的勇氣，並顯示出人的光榮、夢想、尊嚴。絕不怨怨淒淒。又有一次，文超住院化療，山東的魏熙玉老師來到廣州。他因為遠道而來，很想去醫院看看文超，我陪他去了。文超在化療時非常難過，他疼得蜷縮在床上，眼睛不想睜開，也沒力氣同我們說話。他擺手，讓我們放心，也讓我們離去。如果不是因為劇痛，他不會那麼抽搐著麵孔，他也不願讓朋友們親眼看到他病榻苦捱的過程。他願意自己一切的難熬都是在距人背後的。是自己捏算著時間，一天又一天，看著清晨金色的陽光照在窗欞，又看到傍晚絢麗的晚霞漸漸拂隱於夜靄深處……時間走去，疾病又一次被戰勝，他翻身起床，終於可以走到戶外，在草地散步，然後講課、開會、寫作、閱讀。然後又見到一個生龍活虎的人。他願意朋友們看到的，就是他始終健康美好的形象。
他不言氣餒不言失敗，他要和病魔較量。那是一個人得有多大的意誌力和承受力才可以做得到。我們平時常說意誌力，那往往是在和平的日子，在我們與病患和平共處時。不疼不痛，去奢侈地說意誌力，誰都會。人的靈魂能牽著肉體飛升嗎？靈魂說不疼，肉體就不疼了嗎？其實，人被摧毀的首先是肉體。肉體的耗損、腐朽才讓精神支撐不住了，垮掉和坍塌如老河久已失修的堤壩。想想文超，在他入院被診斷時聽到的不妙消息，在他等待手術時的忐忑，手術中的凶吉難測，這一切，直叫人將生死悟透。悟透了，人就深刻了。卻又是不明白，上帝叫人深刻，叫人穿越生死真諦，竟然要以如此慘烈的形式。一個人，如此的深刻了，又能怎樣？還不如不要這等深刻。如果一個人，是無痛無災的，是頤養天年的，他不深刻，不眼見刀鋒閃在生命的刃口那寒光冷峭；他隻是在平庸瑣屑中安然無事終了一生，不是也挺好嗎？可是，哪裏有這等安閑人生與人世？但人最好不要經曆徹頭徹尾的痛，那太殘酷了。一些可以忍受的痛，可以化險為夷的痛，隻是幾滴雨，卻在內心醞釀與感受暴風驟雨，然後依舊深刻地說出人世真情，這也許更好。人如果痛到頂點，是沒有精力去說那人生的黑色報告了。
文超卻總在體驗絕對。這不知公還是不公？依他如此惠達，他的確已穿越生死。佛說，人世便終了是一個“苦諦”，人生便是對之的“苦忍”。一切，凡是創造的，都是有時間的；一切，凡是有來，就有去；有花開，就有花落；有月盈，就有月缺。人參禪悟道，莫不是將一切看得風平浪靜而已。中西方的人生觀不同。西人講的存在是“ 赴死而去”，一切都先行在死中，不諱忌言死。因為有大限、有那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上，便將每時每刻盡量過得歡樂愜意。衡量生命質量，就看你是否快樂和幸福，感覺到和享受到是一個意思。這一切是交給個人去衡量，因此對個人提的要求更高。東方人講的是“不知生焉知死”的哲學。先把生的時日，建功立業的大事業記起。中國人不把死亡看成是當前的每日必對的，他想到的是慢慢長長的生，他因此對此生的快樂與否，就看得不是那麼迫切了。
排開東西方哲學的爭論不說，卻又一次想到我們眼見的怪事。仿佛天妒英才，眼見得許多在不同行當中的饒有成就者，卻在猝不及防中被天收走。
我過去從不相信有靈魂，認為那是迷信。可我在文超離世的當天，在淩晨，在朦朦朧朧中，卻做了一個清晰的夢。夢中的情景是，我們幾個人去醫院看他，他說他很難受，想從窗口跳下來，從此一了百了。說這話時，他仍是笑著。我們在勸，正勸著，夢就驚醒了。上午，我到供職的《作品》編輯部，同楊克說起了自己的夢，楊克也是文超的好朋友，楊克竟然說自己也做了關於文超的夢，你說巧是不巧？我們正在閑聊，就接到申霞豔的電話，告訴我們文超去世的消息，我心頭一驚，我不能不相信靈魂一說了。在彌留之際，文超以托夢的方式與他的朋友們一一告別。我從此相信靈魂是存在的。
2004年我從年初打定主意什麼都不幹就是調養身體。在此期間，我認識了一個對身體和醫學治療有全新理解的祖傳中醫歐醫生。在與他的交談中，破解了許多關於身體的疑惑與困障。現在正值盛年的一代，早年間的生活大都貧困，是在饑餒寒凍中苦熬苦撐的一代。那時候的家庭，不可能給我們提供優渥舒適的生存環境，食物匱乏，營養不夠。窮人的孩子又是早當家，他們早早擔負起家庭的重任，還要在艱厄無望的生存狀態下拚到出人頭地，拚到一個社會位置。許多的擠壓作為隱蔽的病灶潛伏下來，到一定時間將從量變到質變，而成為致命的傷害。出身寒微，知道父母艱辛，早熟，十分隱忍，吃苦而不告苦，是些好人。但這些人正是因為太好，而過早耗蝕，並且超出身體可能承擔的極限。我們的奮鬥終於有了驕傲與光榮時，卻撲地不起。還認識同代的另一朋友，他小時候在部隊大院長大，父母都是有一定官銜的軍人，他們吃的是供給製，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中並沒有挨餓。他現在體質不錯，身材勻稱，矯健，人快樂而幽默。人身體好才情緒好，身體好又與小時候充足的食品有關。有營養，就有抗病能力，從小身體沒有隱伏疾病。凡果都有因。一個人有運無命的悲劇，有時竟與小時候餓飯以後的低血糖有關，與一次高燒不退又無錢醫治有關。當然，吃太多藥也不好，這是我們不能迷信西醫，不能迷信醫院的一個必要的自我保護措施。藥力目前太重，用藥太過方便，也大大損傷敗壞了一個人身體抵抗疾病的能力。醫院管治病而不管治命，也是必須認清的一個事實。所以，我們必須學會自己救治自己，這要一個人真正對身體有悟性才行。
什麼是人的成功啊，不是大富大貴，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健康安全。人不需要太多，僅僅一日三餐，夜晚一張床足矣，還能要多少？如果健康，吃糠咽菜甜似蜜；如果失卻健康，什麼都味同嚼蠟。但誰不想有命？卻又是人拗不過天。已經作過最大的努力，天依舊要拿去。拿去就拿去，還能怎樣？
2004年10月，雖然秋天依舊是金色，但已罩上了哀慟的黑環。這年的這個月份，我所熟識的三位師友遠逝。這其中有文超。另外的是我大學的陳漢生老師，和領我走進編輯大門的丁琳主編。我不知道該怎樣表達我的痛楚。痛到深處，就想，這樣的好人，他們選擇同時的日子遠走，會在另一個世界相聚，怕不會很是孤單。
逝者已逝，他們放下一切，絕塵而去；活著的人隻能在心底祈禱，相信他們已脫苦海，到一極樂世界。人原本來自塵土，又最後歸於塵土，塵土是終極返鄉。
寫了以上的話，心裏覺得平靜了不少。文超祭日，遙想黃鶴，一字排開，翩翩奮翻，遊心馳神，莫不逍遙。作如是想時，哀慟便可緩解。
四、如天邊一道璀璨的光
另一個朋友餘虹，我在這裏也不得不記下沉重一筆。
2007年12月5日中午時分，我的朋友、北京人民大學教授餘虹選擇墜樓自殺。他輕盈飄走，如天邊一道閃著璀璨的光。正午的太陽血紅雪白，發出虛無的慘烈之焰。
這個季節正當北京的初冬，雪還沒有下，天氣還幹燥。餘虹飄走時，雙翅還沒有沾染上濕重的霧霰和雪粒，他應該飛得甚是靈動輕盈。
這天中午，沒有任何異常動靜。
隻是到了傍晚，文能給我打電話，告訴了我餘虹自殺的消息，我驚呆在沙發上。剛放下電話，餘虹的前妻、華南師大曆史係教授賀老師也來電，告訴我這一不幸的消息。賀老師說她這幾天一直給餘虹打電話，但都無人接聽。她說她知道餘虹這一段身體不大好，犯了胃病，然後失眠。賀老師告訴他，喝普洱茶可以暖胃和養胃。於是，她將上好的普洱茶從廣州給他往北京寄。她說估計茶葉還沒有收到，他就這樣了。賀老師和餘虹兩個人雖然離婚了，但他們還像朋友一樣相處。對方有什麼事情，都會惦記著，彼此幫助。他們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放下小賀的電話，又接到崔衛平的電話。她說她實在無法理解餘虹為什麼會作如此過激的選擇。前不久他們一起開會，看他樣子還好好的，餘虹還說想要往崔衛平所在的北京電影學院調動。
深夜，淩晨4時，上海的王鴻生通過手機給我發來這一信息。
短短的幾個小時的時間裏，一次次被告知餘虹之死，讓我基本處在鈍恩感覺狀態，變得不再驚駭，也不再愴痛，隻有麻木。潛意識裏，我好像也不意外，餘虹選擇怎樣的生和怎樣的死，都是他果斷的決定。餘虹是個強勢的硬漢。
第二天上午，《南方日報》的張蜀梅打電話來，說是就餘虹離世讓我談談。廣州畢竟是餘虹工作讀博的地方，她對我們這些餘虹的老朋友做個電話采訪。
我說直到現在我都處在麻木狀態，不相信這是真的。前幾個月，也就是這年的8月，我和餘虹還見了麵。餘虹來廣州，兒子考上托福，並到美國讀研，餘虹趕來為兒子出國送行。他一來廣州就給我打了電話。但他來廣州，實在是應酬太多。他給一所大學講座，又赴朋友設的飯局。那一晚，他提前離開一個晚宴，趕來和我一起喝咖啡。
我們在龍口西路附近的一家咖啡館約著。他推門進來時，我們互相擁抱。
我們落座。我笑著對餘虹說，擁你的腰身好像粗實了。看他的眼睛也是興奮著、亮亮的，我直誇他比以前健康強壯了。他過去瘦，腰板細溜溜的。他說你也比以前好了，艾雲。
2007年，我找一個中醫為我治病已經3年。我氣血兩虧日久，要慢慢調。餘虹說我比以前好了，這是真的。
我和餘虹正聊著，他的手機不時響起。他來廣州一次，要約的朋友太多。他說華師大還有一幫朋友在等他。他說這一次實在太匆忙了，下一次來廣州，我們還要像過去一樣安安靜靜地相聚、聊天。
然後，我們分手。看他消失在夜色中。
沒想到，這次分手，竟成永訣。
對張蜀梅講完這些，我就放了電話。一整天，我都悶坐在屋子裏。
回憶起來，我和餘虹是在1991年冬河南平頂山召開的“語言學轉向”的會上結識的。
1992年1月，我到湖北武漢參加一個當代文學會。一個晚上，我與文能，南帆到餘虹家聚餐。忙著張羅晚飯的，是他離了婚，而不久又複婚的妻子賀老師。賀老師給我印象很好。她端莊淑雅，又很勤勞能幹。我當時極不理解，麵對這麼好的女人，餘虹為什麼要離婚呢？
會議間隙，我和餘虹騎車到東湖邊，我們坐下聊天。他已引我為知己。他對我講述他的感情生活。他真是個多情種。
他說他在婚後去研讀期間，曾經與一個小師妹相愛。他約她同遊青城。於是，他在一本著作的題記裏寫的是“獻給有雨青城的日子”，這是為了鐫刻住他生命中一次相當震撼的情感記憶。
細雨霏霏中的遠足，到處是芊芊青草和巉岩相疊，手牽手的攀援，肌膚相親的隱微，灼得鮮花怒放。師兄才華橫溢，師兄有著滄桑而受難的表情，那澀苦的如苦楝樹一般的氣質，席卷著向上仰視的師妹。
餘虹陷入不可救藥的愛情裏了。他以為他在這瞬間體會到的，就是永恒。他要為這永恒承諾。他想要過的是拔擢俗常的生活。而現實在他看來是太瑣屑太平庸了。他對妻子提出了離婚。他要等待到師妹與他結合。
他哪裏知道女子複雜的思路。師妹在完成情感成熟的初課以後，不可能和這個古老幕布般的男人結婚。師妹不辭而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