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10月間，著名老作家王蒙在法蘭克福以一句“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的現代漢語，在異國破了中國文壇創作沉寂平淡的局麵。這“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在出國轉內銷之後，同年11月又由著名批評家陳曉明在本土高調翻唱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兩位之說，在當下中國文壇，掀起了“唱盛”新高潮。
勇於立論，是當下某些批評家成名行世的不二法門。他們立論的路徑，雖然常因借助了舶來的物件而花樣翻新，但總不出這一道：立論以驚悚著眼，不怕把你嚇著，就怕嚇不著你。因為有了這些批評家們堅毅果敢的立論壯舉，所以，我們就不能逃避這樣的“當下中國文學經驗”：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壇，雖然沒有驚人的作品，但卻充斥著驚人的立論。
一、王蒙的“最好論”是開中國文學的國際玩笑
“中國文學發展很快，讀者的口味發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對中國文學有多少指責，我隻能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羊城晚報》，2009年11月7日)王蒙此話轉回到國內，在網上招致了一邊倒的抨擊。王蒙很委屈，他向媒體作了辯解：“我是在法蘭克福作的演講，麵對的是德國人。我所指的，是作家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否則的話，不存在時期好壞的劃分。”(《北京青年報》，2009年11月1日)
我們應當接受王蒙的補充說明，因為它不僅讓我們明確了所謂“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不是指別的，而隻是“講作家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而且，它還讓我們懂得“隻有大外行才去評論”不同時期的創作(作品)是否“是最好的”。
但是，王蒙在法蘭克福的原話的確難免被人理解是從創作(作品)立論的，因為除非特別說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將王蒙的“最好”論斷理解為“隻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說事的。聽王蒙老人的講話，不要在A時聽了，就在A時下判斷，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時的補充申辯出來之後，並且挨到C時再作判斷———如果王老在C時又有新的言論了；否則，就必犯“閉著眼睛瞎謅”的判斷熱急病。這是我們應當吸取的“教訓”。
“作家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如果真讓“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應當最有利於作家的創作，最可產生文學精品。但是王蒙確實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創作業績來說服人們認可“這最好的時候”。身為個中人，王蒙的“最好”論是否暗含了當下中國作家自我批評的意味呢？應當是沒有的，因為王蒙自己回國後的申明講得很清楚，他隻講“中國作家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實際上，當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資化”和“權貴化”的中國作家，不僅不能出精品，反而以趨炎附勢和吹捧媚俗敗壞中國文學的曆史盛名。
當然，處在“最好的時候”未必就應當創作“最好的文學”，因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亞和曹雪芹都無幸生活在這“最好的時候”，他們的創作卻是人類不朽的傑作(依照王蒙的說法，我們也不用“最好的”來判斷莎、曹)。換言之，作家生活環境的好與壞，與作家創作成果的好與壞無因果關係。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無論置身廟堂還是江湖，老先生的舉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從創作與作品立論，而隻著眼於當下中國作家們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如此論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不僅不切題，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國際社會宣講，實在是在莊重的場合開中國文學的國際玩笑———遠離國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國當代文壇之尊，開這個國際玩笑，實在是不慎重、不嚴肅。
二、陳曉明的“高度說”是有驚無險的“水平蹦極”
陳曉明繼王蒙之後，在其餘音未絕之際，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與其“最好的時候”唱和。
陳曉明近來發言和撰文均宣稱：“我以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舉了四點“高度”的標誌定義：“其一，漢語小說有能力處理曆史遺產並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例如，閻連科的《受活》。其二，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敘事；能夠穿透現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代美學，如賈平凹的《廢都》與《秦腔》。其三，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永遠的異質性，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鄉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漢語自身的寫作，按漢語來寫作，例如，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其四，漢語小說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例如，莫言的小說，從《酒國》《豐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勞》。”(《羊城晚報》，2009年11月7日)
讓我們試析之：其一，“有能力處理曆史遺產並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這不就是說作家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的敘事能力嗎？有這個能力就達到了“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難道說此前自《詩經》以來的數千年中國文學都是在批判現實主義的水平線下掙紮嗎？其二，“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敘事；能夠穿透現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代美學”，前半句不過是指作家能用漢語寫小說，這也是當下中國作家的一個“標高”？而且還是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當然，在世界範圍中，更多的作家不能用漢語寫小說，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會使用漢語！)後半句用三個“穿透”，細想起來不過是指某些作家可以寫一些非現代非現實的非古董的文學。其三，“有能力以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鄉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以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漢語自身的寫作”，這句話中的兩個“如此獨異”是與什麼相比較、如何得出來的？陳曉明沒有說，我們就不妄加揣測了，隻是以“獨異”怎麼就能樹立為“前所未有的高度”呢？比如，魯迅筆下的阿Q是獨異的，他就比曹雪芹筆下的劉姥姥高了嗎？其四，“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深廣”的尺度是什麼？中國尺度？西方尺度？世界尺度？“概括”又如何實現？把作品搞成“概括”世界或中國的“寫作大全”的“中藥鋪”？
與王蒙出身作家不同，陳曉明是中國新時期的文藝學博士出身。陳曉明雖然後來以文學批評為業，但遠在求學時代就對始自康德、黑格爾，至海德格爾、薩特，而終於德裏達一線的西方現代大哲下過深功夫(《中華讀書報》，2009年11月11日)。他能在王蒙自我否定之後再唱“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高難絕調，靠的不是文學的底子，而是這一線哲學的底子。因此，陳曉明有能力直接拿當下中國作家的作品說事。然而，陳曉明對“今天的中國文學”所達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四點概括，在其看上去很美很理論的表麵下，卻留下了給人徹底撲空的大缺陷(這是陳曉明挑戰學界智力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