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三國誌》卷30《東夷·倭人傳》記載，三國時期（日本正處於戰國時期）的邪馬台女王國與曹魏政權外交活動頻繁，曾兩次派使節漂洋過海來洛陽朝賀（魏景初三年和正始八年各一次），三次“奉貢”，甚至與鄰國發生戰爭，也要向曹魏朝廷通報戰況（造使詣帶方郡太守述說相攻擊狀），顯得很是友好與互信。
邪馬台國，位於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帶，下轄三十餘個小王國。從數量上看，在日本本島絕對算大國，似乎比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還要霸氣，但這些小王國估計隻是一些部落或者相當於村寨大小的割據體，加在一塊兒也不見得有多大。盡管如此，在當時日本極其蠻荒落後的曆史條件下，要讓這些“小夥伴”乖乖地服從統治，還是很不容易的，何況統治他們的還是一個女王。
這位女王叫卑彌呼（名字有些古怪），陳壽對她的描述是這樣的：“（女王）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趙炎掩卷沉思良久，不由感歎：武則天、慈禧等鐵腕女性，也不過如此耳。這位女王不簡單！
所謂“事鬼道，能惑眾”，即喜歡裝神弄鬼，以實現迷惑和役使老百姓的統治目的，和武則天的“上玄降鑒”、“天道下濟高明”等宣傳伎倆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神靈附體，天命所歸等等，是野心家、政治家常玩的愚民把戲，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卑彌呼女王也深諳此道。
作為一個“年已長大”的中老年寡居女性，她還天才般的發明了“垂簾聽政”，讓他弟弟在前麵幫著治理國家（佐治國）。
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是與弟弟結成政治同盟，大大增強了家族統治力量，不至於因勢單力孤被人欺負；二是使得自己的女王形象更加具有神秘色彩（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領導人一般都這德行，不是你想見就能見的），在古代，日本和中國一樣，神秘即代表權威；三是為自己在政治上換取了較大的回旋餘地，有事弟弟先對付一陣，弟弟不行了，姐姐再上。
老實說，這種領導智慧在現代屬小兒科，可是在一千多年前，則是一種“王道”，是中國儒家治國理政的大學問。日本當時應該沒有這樣的理論，女王的質樸實踐尤其顯得了不起。
如果女王接觸到了這樣的理論，那麼，隻有一種可能，就是在與曹魏的交往中跟使節學會的，她是一個善於學習中國文化的女王。比如，她初次遣使詣魏，隻憑口頭翻譯，未見有書麵奏疏。“及與魏通使後，乃能利用漢人漢字，上表謝恩。”可見她在學習中國文化方麵的巨大進步。
卑彌呼女王為政低調，為人謹慎，這在戰亂頻仍的時代，可有效規避輿論攻擊、樹敵和預防暗殺。
她在與曹魏政權的交往中，初次進獻的貢物十分簡單，僅有“生口（少男少女）各數人及班布二匹二丈”，少得可憐。說明她不過是想試探一下曹魏對其態度，進貢是象征性的，表麵上不卑不亢，內心裏顯得很懼怕。當曹魏“嘉其踰遠渡海，乃厚加封賞”之後，她放心了，第二次進貢已有“倭錦、丹木”等珍貴物品，第三次還有了“孔青大句珠、異文雜錦”等稀罕之物。
卑彌呼女王平素不去民間微服私訪或參加大規模的群眾集會，這樣就避免了與被統治者直接發生矛盾與衝突的機會，反對派連她的麵也見不著，還如何搞暗殺？
另外，服侍她的人，清一色都是女婢，隻有一個送飯的是男人，還不能隨便進出，召之方能來，揮之才可去（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關於這一點，趙炎始終覺得很奇怪，那個時候的日本，還沒有出現中國儒家倫理規範的條條框框，卑彌呼女王怕什麼？如果不是怕鬧出緋聞，單是預防暗殺和謹慎似乎難以解釋全麵。
卑彌呼女王也有其鐵腕的一麵。她的屬國中有一個叫狗奴國的男國王卑彌弓呼（名字很相似，應為同族）經常跟她叫板，挑戰她的權威。曹魏正始八年，卑彌呼女王對狗奴國毫不客氣的采取了軍事打擊，用刀劍弓矢狠狠教訓了那位不聽話的家夥。再看她的住所警衛情況，“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可謂荷槍實彈、戒備森嚴。“撼富士山易，撼卑彌呼女王難”，大概是當時許多日本諸侯的心裏話。
毋庸置疑的是，卑彌呼女王在該國享有著“崇高”的威望。曹魏少帝正始九年（248年），“卑彌呼去世，倭國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死者千餘人，於是複立卑彌呼十三歲的宗女壹與為王，國中始定。”你看，老女王死了，餘威還在，那些“小夥伴”早已習慣做女王的臣子了，換個男國王還不幹。啥叫厲害角色？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