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文學的源頭當有二：“一是漢初司馬遷的《史記》中的遊俠、刺客列傳；二是魏晉、六朝間盛行的‘雜記體’神異、誌怪小說。”火藥沒有發明之前，刀槍劍戟都被稱為冷兵器，在冷兵器時代，個人的武術技巧就顯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衛國，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貴，尤其是統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國古代教學，是文武並重的，《周禮》中記：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藝中的射與禦，就是射箭、駕戰車揮刀槍作戰的。《漢書·藝文誌》亦載“劍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稱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為基本技能，據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劉宋時，已有武術之稱。會武術的人，一方麵進入朝廷的軍隊，成為職業軍人，這類人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會在浴血沙場的同時，求得功名富貴。但總有一類人，就像執政黨與在野黨一樣，對朝廷政治以及當權者有不同看法，在武術上的在野黨就是那些號稱俠客的人。他們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流落民間，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戰權貴、邪惡，扶危濟困，這也原本沒有錯，但也有因所謂重感情、講義氣而犯糊塗的時候，隻為報恩或複仇，可以置國家法律與他人利益於不顧，這就是韓非子說的：“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當俠客們嘯聚山林，當起“綠林好漢”來“替天行道”，公然與當權者叫板時。這種行為，卻得到老百姓的擁戴，這同時也是俠植根人們心中，得到人們喜愛的重要原因，如《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武鬆等。最初的俠客多是獨立的，個人的行為，如《史記》中記載聶政以及著名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這樣的人和事，在春秋戰國時期還不少，當時由於七國之間爭霸稱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國權貴們都爭相征賢納士，這裏的士，就是指武士，如當時的信陵君、平原君都養了好幾百甚至上千的這類“食客”，這也就給這類武士俠客們創造了生存條件，他們大多以俠義著稱，或為國，或為報主人之恩，充當刺客，甚至不惜舍生取義。這是封建時期的一大社會特點，歐洲中世紀時期的騎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與其類似。這些俠義武士，曆朝曆代都有，他們那種大義凜然，扶危濟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畏強權，不畏殘暴的武俠精神，十分為人們所敬仰。這些武術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崗寨、水滸中的俠客們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當派武功都是實實在在的武術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這些派別，宏揚了武術精神，就是近代，如清光緒年間的大刀王五，以保鏢為業，被人稱為大俠，他與譚嗣同交厚，戊戌變法時，還主動要求保護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擊敗不可一世的洋武師，大長了國術威風。而這些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武俠與武俠故事，則為武俠小說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與土壤。不過，另一類俠客就與許多武俠小說有些類似了，他們似乎總存在於事實與虛構之間，這也似乎很深地影響了後世武俠小說的產生與發展，他們總是帶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過分誇大了武術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這種以超人形象出現，除暴安良的武俠，又恰好反映了人們的希冀和願望，這當中對後世武俠小說影響最深的有三個人物形象，那就是趙處女、紅線和昆侖奴。趙處女源自《吳越春秋》，紅線出自唐袁郊撰《甘澤謠》，昆侖奴則出自唐《傳奇》，曆史上，許多身懷絕技的武俠們常常願意退隱江湖，這是因為人心難測，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們也是如此，這種思想也影響了後世許多武俠的為人和武俠小說的創作。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官場的腐敗與黑暗，也使他們更願意潔身自好，不願意同流合汙，這也是武俠們得到人們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文人們一種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曆朝曆代有那麼多的文人願意記錄書寫創作這些武俠故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