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相遇那正是剛開始實行責任製的時候。當時，我因為母親有病，請假回來看望她。正好省報駐這個地區的記者也在到我們縣了解一下責任製推廣的情況，就和我一起來了。
我陪他到縣委宣傳部說明了來意。宣傳部的同誌說：“你們城關公社正開大隊書記會，專門討論落實責任製的問題。你們要是有興趣，可先去聽聽。”
我的同行當然很樂意去。他問我去不去？
我本來沒有采訪任務，但我關心這訪麵的情況，也想去聽一聽。對於家在農村的幹部來說，別說農業政策要發生這麼大變化，就是刮風下雨也是關心的。
我們即刻就來到城關公社。書記、主任熱情而惶恐地把我們領進會議室。會議室裏已經坐滿了人。會還沒有開始，大隊書記們都在抽煙，喝水，拉閑話。當書記給大家介紹了我們倆時，人們都立刻精神振作起來。
我很快發現了我們村的支書老侯。他也看見了我，擠過來對我說，我母親的病不要緊，已經緩過來了。
“哈呀！這不是君娃嗎？”一個人在我背後喊叫說。我轉過身，原來是五叔張誌高。
我轉過身，原來是五叔張誌高。
他抽著黑棒卷煙，臉上雖有了不少皺紋，但看起來蠻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這次又心錄什麼來啦？咱們公社工作做得實在好，各方麵都比他們其它公社強！咱公社趙書記，還有馬主任，先進事跡可多哩，報紙上應該好該好好宣揚一下！”他轉過臉對趙書記和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兩個領導趕忙謙虛地對我們說：“工作沒做好，請記者同南多批評！不要光說我們的成績……”
這簡直扯哪兒去了。我們並不是來采訪他們的什麼先進事跡，而隻是想了解一下落實責任製存在的問題。這本來已經給公社領導說明了的，但他們卻固執地認為我們就是來報道他們的“先進事跡”。會議開始後，公社趙書記簡短說了幾句，就讓大家談。他說縣委強調公社要盡快討論實行責任製存在的問題。
沉默了足有十來分鍾。
我們大隊支書老侯終於先開了腔：“我看這政策是好政策。我們大隊沒麻達，我科很快就搞呀。當然，這裏麵具體問題很多，搞起來得他細一些……沒了。”
趙書記點點頭，說：“各種意見都可以往出倒。誰再說？”
五叔咳嗽了一聲，說：“我說！”
他一對大眼睛環顧了一下四周，點燃黑棒煙吸了一口，說：“我看這政策有問題哩……這樣一來，不就單幹了嗎？這比劉少奇的三自一包還厲害！這明明是資本主義道路嘛！我怎麼也想不通，給地富子弟平反，這些人在翹尾巴，看不起咱貧下中農，現在又要單幹，分成一家一戶，我們這些大隊書記再領導誰！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嗎？反正我們張家堡大隊不實行責任製，我們要支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話！”他轉過頭對我和我的同行說：“這記者同誌也在場哩！你們記者權大，給中央反映一下我們貧下中農的心聲！”
五叔說完，看了看趙書記和馬主任。
趙書記對他點點頭，然後又望著大家說：“各種意見都可以往出倒。誰再說？”“我說。”一個與五叔年齡差不多的漢子坐在小凳上，一邊抽紙煙，一邊開口說：“……也沒什麼新意見。我同意誌高的看法。我們高家村也不準備分。最起碼現在分不成。”
我認出這是高家村的支書高明樓，綽號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樣大馬川有點氣。聽說他倆都是公社黨委委員。
這兩位書記發完言，其它大隊書記都不言語了。
我現在多少看出點眉目：公社領導和五叔、明樓的意見差不多，對實行責任製有抵觸情緒，因此其他想實行責任製的大隊書記也就不好發言了。
會議開得相當沉悶。因為沒人發言，隻好散了會。
散會後，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況，我準備回家看望母親！
我走出公社大門後，五叔突然跟了出來，對我說；“今天城裏有集，說不定你姑夫到城裏趕集來了。我領你到街道上轉一轉，看能不能碰見他。”
我答應了五叔。因為這次沒有時間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見見麵也好。我跟五叔來到了鬧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過去，五叔不斷和他的熟人打招呼——這些人大部分是縣上的幹部。我真驚訝一個不識字的農民竟然認識這麼在縣上有身分的人。
在街上逛一圈，也沒碰上我姑夫。
五叔對我說：“咱幹脆再到菜市上轉一轉。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說不定又拿把菜賣哩，我哥這人私心重，整天謀光景。雖說是個黨員，前多年連會都不常參加，還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看來他們弟兄之間關係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對我姑夫的攻擊。我姑夫是個務實的莊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時，都是村裏的積極分子。他一輩子反感那些花裏胡哨的事。至於謀光景，這又有什麼可指責的呢？一個莊稼人謀光景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知道，姑夫盡管謀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實在不太好。糧沒糧，錢沒錢，盡是熬煎。大兒子算是成了家，已經另開過日子了。還有一個兒子連媳婦都沒訂下。而今農村娶個媳婦，少說也得七八百元錢。父子兩上在他裏拚命勞動一年，也分不了幾個錢。姑夫和姑姑的頭發舊在前幾年就愁白了。我真不理解五叔為什麼不能體諒他哥的難處。五叔的人口也不少，難道這幾年他的光景就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