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一臉書卷氣，讀過書吧？”
如果是外國領導人，戰士一定會規規矩矩地回答（當然，換成21世紀的外國領導人，也不會問出這麼白的問題），但麵對眼前的常凱申，戰士卻是老實不客氣地白了他一眼：“我是浙江大學2018屆在讀大學生。”
“在讀大學生？”常凱申和宋戴何白等人都愣了一下，大學生參軍不是沒有，但是在一個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傳統理念的國家，當了大學生還要參軍實在是一件比較難以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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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到民國大學生的時候，第一印象大約是憂國憂民，奮發圖強，關心時事，滿腔熱血之類。之所以會有這種印象，大約是因為“五四”“五卅”“示威遊行”等各種愛國運動多由學生發起，再加上國共兩黨的頂尖人物都顯得文質彬彬，我們下意識地把這些人與“民國大學生”劃了等號，認為他們代表了民國大學生這個整體。
但是其實，他們隻能代表民國大學生之中“出色”的一批人，而更多的民國大學生其實並不是那麼以國家為念。
要具體分析民國的大學生群體，需要的篇幅很長，大家有興趣還是自己去查相關資料吧，這裏隻簡單的舉幾個事例——讀一下倒也蠻有趣的：
首先是在校大學生：民國時期的大學是精英教育，能夠讀大學的人多出於殷實之家，這導致大學生中有相當多的“闊少爺”，女生帶老媽子上課，男生讓門房跑腿，在當時的高校十分普遍，這類大學生，生活自理能力極差，帶著傭人上大學，讀書期間混吃等死，等著畢業父母給找工作。
不少民國大學生的大學生活是在“早上睡懶覺，上午打球玩，下午看電影，晚上去餐館”中度過的。更有甚者，大學期間專心逛窯子，過生日去妓院擺花酒。比如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他在大學時，正好20歲，當時所讀的中國公學難以為繼，家中上演分家產鬧劇，胡適生活一團遭，於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適的日記中，他在59天裏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11次，逛窯子10次。在日記中，胡適還記錄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為喝花酒後回家鬧事，被巡捕罰款5元的事。當然，胡適作為學者，日後回憶這段事難免痛心，稱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
相比於胡適，素質更低的闊少大學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爭風吃醋，在妓院大鬧的也不在少數。李開周在《嫖妓與租房》一文中，講述了一名闊少嫖妓鬧事的故事：瞧見對麵房間一老頭兒擁著一位青春靚麗的姑娘，氣不打一處來，向老鴇拍桌子：“怎麼不把那好的介紹給我？”老鴇說：“對不起少爺，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夥一個月出多少錢？我多出三十塊大洋，你去叫他滾蛋！”老鴇見錢眼開，當即跟老頭兒毀約，於是那姑娘就“轉包”到這位大學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國大學生還熱衷於逛舞場，而且絲毫不受時局影響。跳舞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娛樂新玩法，大學生作為先鋒群體，自然率先參與，一時間大學生紛紛出入舞場，左擁右抱，當時上海大學生複興運動促進會發表宣言描述說大學生“悉逞豪奢，揮霍無量之金錢，換得暫時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現，誘人墮落，莫此為甚。”
當時有大學生記述了自己逛舞場的“第一次”體驗：“回到學校裏，心兒還是常常在跳舞場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聳的乳峰，跳躍的****，無一不給我以一種有力的迷惑。我屢次想做舞場的第二次的顧客，盡情地擁抱那美麗的女人陶醉。”顯然，逛舞場可以給學生提供極大的肉身滿足，於是情不自禁進入舞場。
……
在校時如此，畢業之後呢？
1937年8月5日（“7，7事變”以後了），《中央日報》刊登了一則對未就業大學生期望月薪的調查，畢業於北平國立師範大學的文學學士葉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國立同濟大學土木工程係學生黃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點是南京、上海這類“一線城市”。實際上，當時北京的中學校長，月薪也不過為一百元，一般城市裏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見大學生的自視有多高了。
在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這些人還斤斤計較於自己的收入工作地點，可想而知他們是否會願意走上戰場了。
……
畢業不等於就業，那麼我們再來看看這些大學生就業後的表現吧：中華職業教育所曾做過一個調查，結果令人堪憂：“（大學生）關於學力方麵：文理欠通；計算遲鈍；書法惡劣或潦草；英文不會用。關於辦事方麵：缺乏興味；缺乏經驗；沒有責任心；沒有決斷力；太魯莽；有始無終，遇事敷衍；不聽指揮。關於道德方麵：自視太高；脾氣太大，計算薪俸。關於行為方麵：不惜物力，有浮華氣；好批評人；太奢侈；不講禮貌。關於交際方麵：無應變才；好濫交友；以煙酒為應酬品；說話少信實。”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社會環境有關，入前文所說，民國時期的大學是精英教育，能夠讀大學的人多出於殷實之家，他們對社會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為家庭出身好，多數人都在找工作時都抱有極高期待。統計數據顯示，民國時期大學生中，56.3%出身於官宦家庭，20.3%出身於實業家庭，因此他們本身就期望獲得較好的工作，而當時的社會環境，對大學生也抱有極大期望，假如一個大學生畢業後選擇當一個小職員，這會被親戚朋友所不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