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關係是：“邊賊倚土寇為向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逃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軍事素質、較強的生存能力和組織能力，這些特點使明末的變亂從一開始就呈現出範圍廣、發展快、戰鬥力強、難以撲滅的特點，這與以往的農民起義有所不同。
由於傳統觀點過度強調自然災害和階級矛盾，忽視了政治和軍事因素。事實上，天災和階級矛盾在明末並不比其它朝代更甚，而明政府的賑災工作是中國曆朝曆代力度最大的。民變大規模爆發另有原因，除了前麵所述士兵不願打仗外，崇禎帝大規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亂相也是引發民變的重要因素，持續兩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樞癱瘓，才使局麵迅速惡化。從各種角度看，民變的性質並不是單純，尤其是在民變中後期，逃兵脅裹難民，流動掠奪，並以此為職業，不接受政府的賑濟安置，他們的行為漫無目的，帶有強烈的流寇色彩，對經濟、社會造成的破壞比自然災害更巨大、更持久，導致更多難民加入其中，形成惡性循環，因此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內憂和外患猶常常相生相伴。大明朝的內憂，從根本上說都是由外患引起的，無論是山東孔有德的叛亂，還是陝西發生的民變，都是士兵懼怕打仗而作亂，隻是作亂的方式和呈現的景象不一樣。山東的孔的德的軍隊不願去遼東打仗，成建製叛亂，意欲割踞一方，掀起巨大波瀾；陝西的士兵三五成群地脫離部隊，各占一處窮鄉辟壤，落草為寇，呈現星火燎原之勢，後又迫於壓力四處流動，如水銀泄地。相比較而言，由於陝西的民變散處各地，以大山為依托，且具有流動性，比山東孔有德的叛亂更加難以剿滅。
還有就是進入小冰期，氣候持續惡劣。皇權旁落，離心離德，期間又不合時宜地增收三餉，激起民變。
另外，民變類型一般有三種。
第一類是聚眾鬧賑，大多數情況下是當地或有小荒，但不達救賑之標準，而有民眾到地方官府求賑。求賑的方式大多先是以ba市要挾，或是直接到官府哄鬧告災，偶有毀公堂物或毆差役的暴力事件發生。
第二是反地方官與保留地方官運動，在明代反官事件中，反對的理由牽涉到地方官失職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斂錢自肥等等。而且集體行動都相當激烈。如毆打地方官後再驅逐之，清代的反官事件反對的理由並不都是因為地方官行政措施失當，而是稅收的改革有礙部分既得利益者所致。至於保留地方官一則可能是因為當事人本身的確是個好官，才會有許多人民請願或ba市要求保留。
第三類就是地方的貪官汙吏發動叛亂，蠱惑民眾
話說回來，朱常浩想擺出“獠牙行動”還有一層深意就是去年的“奢安之亂”。
1628年（崇禎元年），明政府啟用在成都保衛戰中立下首功的朱燮元，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朱燮元令滇兵下烏撤，遏烏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
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合力攻永寧。奢安先進兵赤水，朱燮元偵知，令守將佯敗，誘敵深入。估計其已抵達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安邦彥之兵窮於應付各路兵力不支，羅乾象複以奇兵繞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彥被殺。奢安聯兵被擊敗。此時，隻剩安位據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滅，不願再用兵，而安位年幼被人挾持，負險頑擾。
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難出，乃扼其要害，四麵迭攻，使其乏糧坐困。於是明軍封鎖水西周圍百餘裏，或斬樵牧，或焚積聚，百餘天後，安位感到難以支撐，乞降。至此奢安之亂終於平定。
平息奢安之亂的的軍費開支對於已疲於應付北方戰事及各地農民起義的明政府無疑是雪上加霜。僅天啟六年一年，明政府不得不將遼東戰事的支出由770萬兩減少到680萬兩，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亂的軍費支出則由400萬兩增加到500萬兩。
朝廷就這樣那些野心家消耗光了，這也是自己八千人要拓寬大西南的茶馬古道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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