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記者節在灰霾的暖冬中度過，但陳永洲事件卻給這個節日籠上了深重的寒意。
一段時間來，新聞從業者似乎都有點灰頭土臉了，輿論監督也進入了噤聲期。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從此前的零星曝光到本次的舉國震動可以看出，收黑錢、當“打手”，公器私用，已不隻是個別記者的私德問題，而儼然成了新聞行業的一大通病，媒體的公信力受到了極大動搖。官場、教育界和媒體業，素來被看作是最能昭示社會道德狀況的三個領域，如今這三個“晴雨表”呈現全線飄綠的態勢。這不能不令人憂心如焚。
現狀如此，無法粉飾，需要我們正視積弊，找出根由，對症下藥。
媒體良心的滑落，大抵可以上溯至1990年代。那個時候起，坊間開始流傳一句順口溜，叫“一流記者炒股票，二流記者拉廣告，三流記者寫外稿，四流記者拿紅包，五流記者為本報”。當守護社會正義的媒體人，開始以賺錢能力作為主要評價標準，那麼“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會成為曆史，媒體職業操守的滑坡也就不可避免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媒體良心的滑落軌跡，幾乎是與市場經濟的進程相伴而行的。1990年代中晚期，中國新聞行業開始市場化，一大批財政斷奶、自謀生路的都市類媒體應運而生。它們激活了媒體業競爭，帶來了新聞事業的繁榮；與此同時，在行業惡性競爭加劇帶來的生存壓力下，媒體生態也開始惡化。本次陷入漩渦中的新快報，正是市場型媒體的代表之一。
這樣說，並沒有把媒體職業操守失陷歸罪於市場化的意思。相反，市場化正是打破壟斷、激活競爭、提高水準的利器。但我們也應正視一個客觀事實：中國媒體業的市場化，其實是一種不充分的市場化，甚至是偽市場化。一方麵，媒體需要自謀生計，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經營上；另一方麵，它也擔負著很多“宣傳”的功能，無法完全按照市場的邏輯去運作。無疑，媒體的喉舌功能不能丟棄，但同時另一個問題也不容回避，那就是，媒體一方麵是市場主體，另一方麵卻天然具有公共品屬性，它是社會公器，擔負著道德教化和引導的重任。這樣一種主體，是不是適合完全把它推向市場、任由沉浮生滅？既然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媒體無法像西方媒體一樣完全市場化，那麼，政府對它們的定位，就應該顧及其準公共品的屬性。它們所承擔的宣傳和教化這部分職能，應由公共財政買單。我們知道，即使是在英國這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政府也是給予BBC等媒體大量財政支持的，哪怕他們經常“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飯碗罵娘”。
對教育、醫療等具有公共品屬性的行業，近年來中央逐漸認識到“完全產業化”的不妥當，相關糾偏措施正在陸續推出。那麼，在媒體業病態漸顯的語境下，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應對之策？媒體業的市場化之路，究竟該如何演進？相比程式化地慰問新聞工作者，用鄭重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的方式來慶祝和紀念記者節，顯然更具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