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否已被城市“掩埋”
自由談
作者：郭冰茹
2006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大熱。作為書商營銷的方式之一，封底羅列的眾多詞語格外吸引讀者的眼球：激情、貧乏、熱誠、反叛、理想主義、啟蒙、饑渴……這些詞透著一種單純和緊迫，成為“八十年代”的標簽；相對而言，現實、利益、信息、世故、時尚、身體、喧囂、邊緣、多遠、失落……等等，則對應著九十年代直至當下的社會狀況，顯出些許勢利和無奈。關鍵詞的變化折射出時代語境的變遷。的確，在當下這個浮躁喧囂、為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所裹挾的場域中，充滿激情與夢想，執著於理想與愛情的青春記憶被沉重的現實所掩埋。當我們讀到了太多或油腔滑調、自我陶醉，或冷嘲熱諷、斤斤計較的小說時，我們也不難理解有學者發出“城市文學無青春”的感慨。然而，當我們表述作為命題的“城市文學無青春”，或者在更為學理的層麵來討論這一現象時，我們有必要首先厘清“城市文學”和文學場域中“青春”的概念。
仔細考究，“城市文學”本身應該是一個意旨含混、內容駁雜的概念。在現代文學史上，與之概念相近的大概是“都市文學”，並且是以“上海”作為都市的形象代言的。從1920年代末新感覺派的劉納鷗、穆時英、施蟄存到1940年代的張愛玲、蘇青，作家們呈現出一個或光怪陸離、奢靡頹廢，或精刮算計、務實重利的都市形象。但是如果我們把“城市文學”定義為“以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為表現對象的文學”，那麼京派作家，比如林徽因、淩淑華以及不屬於京派，但寫北京人、北京故事的張恨水、老舍，他們筆下淳樸舒緩的城市故事和文學風格就與海派完全不同。在商言商的上海具有明顯西化/現代色彩，而老北京卻更為鄉土/傳統。換言之，城市文學的風格和特色取決於城市本身的風格和特色。
新中國的建立並沒有使中國的鄉村經曆一個城市化的過程，恰恰相反，城市因為充滿了資產階級的腐朽氣息而成為需要改造的空間。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既是一個知識分子被工農兵改造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城市生活經驗被重新修訂和改寫的故事。那個敲鑼打鼓、興高采烈進入北京城的知識分子李克，想要喚起城市生活的記憶，好好享受城市生活的勝利果實，卻被工農出身的妻子嗤之以鼻，最後隻能低頭認錯。《上海的早晨》有一半的筆墨在寫資本家徐義德：他那裝飾典雅的客廳和書房、徐家三位太太之間的爭風吃醋、資本家們的“星二聚餐會”……但所有這些都是必須被革命的對象，因為文本的主題是要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建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霓虹燈”都是“城市生活”的隱喻，是需要“哨兵”時時保持警惕的。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建國初“十七年”以及“文革”時期，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城市文學”，城市作為背景，被限定在“工業題材”中，而在這些文本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才是真正要表現的對象。
新時期以來，雖然有嚴格的戶籍製度，但自農村而城市、自小城鎮而大城市的人口遷移從未停止，“下鄉知青”、“農民工”、“北漂”這些現象一再表明，城鄉之間的差異無法消弭，而“城市”成為一個新的文化符號，成為一個可以改變命運的物質空間或者實現自身奮鬥目標的精神家園出現了。這一轉變體現在路遙的《人生》這一過渡時期的重要文本中。至此，“城市”不再是需要改造的對象，而與“城市”相關的物質、欲望、利益以及種種精神表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的推進日具合理性。如今，不論大都會還是小城鎮，是幾乎所有作家的棲居地，城市生活也是作家們主要的書寫對象，然而，城市在具備了某種共性之後，卻又都是一個個非常具體的存在。王安憶筆下的上海，方方、池莉筆下的武漢，張欣筆下的廣州，萬方筆下的北京，遲子建筆下的哈爾濱……各個城市的不同性格紛紛見諸作家的筆端。麵對如此豐富的“城市文學”，或許我們隻能做出“城市文學”無“青春”這樣一個大致卻並不嚴謹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