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5年作）
為民牧者應當預測國家未來的暴風驟雨。這種風雨一般在諸事不分高下、勢均力敵之時最猛；自然風暴在春分、秋分之際最猛，風暴來臨時總是空穀起陣風，海底湧暗潮，同樣，國家也有類似現象。
太陽也常常警告我們：動蕩近在眼前，
陰謀和暗算隨時會出現。
對國家明目張膽大肆攻擊，謠言四起，人們信以為真，這就是亂世的征兆。維吉爾在敘述謠言女神的家世時說她是巨人的妹妹：
地母因為惱恨天神，
最後讓她出生，
就是巨人科烏斯和凱恩拉都斯的妹妹。
謠言好像是過去叛亂的遺物，其實它倒是未來叛亂的前奏。然而維吉爾所言極是，叛亂的騷動和叛亂的謠言區別甚微，就像兄妹之間，男女之間的差異一樣。尤其當國家最值得稱道、最應深得民心的英明舉措遭到惡意中傷時，更顯得二者的區別不大，因為這就表明嫉妒極大，正如塔西佗所言：“一旦煽起公憤，他的舉措無論好壞都要受到攻擊。”但這並不是說，因為謠言是動亂的征兆，所以製止動亂的靈丹妙方就是應當對謠言嚴封死堵。其實，對謠言置若罔聞往往能最有效地製止。千方百計封殺追查隻有使人們心頭的疑雲長聚不散。
還有，對塔西佗所說的那種服從也要當心：“他們領餉當兵，但對長官的命令仍然樂於議論，懶於服從。”對命令和指示爭論不休，推三阻四，吹毛求疵，就是一種不服管束的行為和拒絕服從的嚐試。如果在爭論中讚成指示的人說話小心謹慎，反對指示的人出言大膽放肆，情況尤其如此。
再說，馬基雅弗利的看法很有道理，君王本應是全民的父母，如果他們自成一黨，偏向一方，那就像一條一側過重而翻了的船。這種現象在法王亨利三世時代看得非常清楚。他先加入神聖同盟要消滅新教徒，過了不久，這個同盟卻反過來把矛頭對向他自己。因為當王權被用做達到一個目的的幫手，而且出現比王權的綱維結紮得更加緊密的綱維時，君王就開始大權旁落了。
還有，明爭暗鬥、結幫拉派明目張膽地進行時，那就是政府威信掃地的征兆。因為一個政府裏要員的運動應當像“初始動力”作用下的行星的運動。按照老派說法，每一個行星在最高動力的支配下迅速運轉，而又在輕輕地進行著自轉。因此，當大人物自轉過猛，如塔西佗所說，“放肆得目無主公”的情況下，那就是眾星越軌的表示。尊崇是上帝授予君王的，所以他威脅著要予以解除，說：“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
因此，如果政府的四大支柱（宗教、司法、議會、財政）中的任何一個徹底動搖或嚴重削弱，人們就隻好祈求天公作美了。不過我們暫且擱下關於預兆的這一部分（隨後可能還有說明），先說叛亂的因素，再談叛亂的動機，最後講根治叛亂的要方。
談及叛亂的因素，這是一個要仔細考慮的問題。因為防止叛亂的最妥善的辦法（如果時勢允許的話）就是釜底抽薪。如果柴薪現成，那就很難說什麼時候會冒出一粒火星燃起一場大火。叛亂的要素有二：一是貧困盛行，二是怨氣衝天。有多少人破產，就有多少人支持動亂，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盧坎對內戰前的羅馬有過精辟的論述：
從此產生了狼吞虎咽的高利貸和驢打滾般的利潤，
從此產生了信譽的動搖和對許多人有利的戰爭。
這種“對許多人有利的戰爭”是一個準確無誤的信號，表明一個國家將出現叛亂和騷動。如果殷實人家的這種窮困和破落與普通民眾的啼饑號寒合為一體，那就要大禍臨頭了，因為肚子作亂是最難平息的。至於怨氣，它在政體裏就像人體裏的體液，是容易蓄燒發火的。君王千萬不可以這些怨氣的正當與否來衡量它們的危險程度，因為這樣就把民眾想象得太理智了，其實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利益一腳踢開；也不可用他們叛亂引起的痛苦大小來衡量，因為在恐懼大於感情時的怨氣是最危險的。“痛苦有限，恐懼無邊。”況且遇到高壓，激發耐心的東西同樣也能抵消勇氣。然而，遇到恐懼，情況則不然。任何君王、任何國家也不可因怨氣已司空見慣、日久天長，但未造成危險而掉以輕心。固然並非每一股霧氣都能釀成暴風雨，可是盡管暴風雨大多一陣子就風流雲散，但終究會傾盆而下的。西班牙諺語說得好：“繩子臨了一拉就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