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那種克己自律的人，對別人的要求也很高，他們總是在觀察別人的行為並做出評價。同時，他們很關心我應該做些什麼，應該怎樣去為人處世。我雖然是個女孩，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降低對我的期望。當時，我覺得父母對男孩女孩一視同仁的做法是理所當然的，長大後才發現隻有很少的父母能做到這一點，更何況那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
父母當初以為他們可能無法生育，婚後第8年（1952年），我姐姐出世了。父母給她起名叫克拉拉·霍爾（和我母親摯愛但又早逝的生母同名）。他們當時以為這可能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了。父親經常誇姐姐漂亮，長得像他。父親喜歡姐姐，因為她對於一些經典名著手不釋卷；母親也因為姐姐富有創造和藝術天賦而高興。雖然姐姐不像母親擅長畫畫，但是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姐姐就顯露出寫作的才能。8歲的時候，她寫的詩歌獲了獎，從此以後她便筆耕不輟。母親說姐姐身上具有藝術家的潛質，也有著藝術家的性格，因為姐姐性格暴烈，甚至有點兒桀驁不馴。也許是因為母親和姐姐都富有創造的激情，也具有恣意妄為的秉性，所以多年以來，兩個人在很多問題上屢有衝突。
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母親生他的時候經受了痛苦的難產。他和父親同名，叫約瑟夫·泰裏四世。他體格健碩，酷愛運動，不管是什麼運動，他都能玩得像模像樣，令父親非常自豪。弟弟也很有創作才華，在小學時他就成了漫畫家，每周都會創作連環畫作品。他的作品充滿了想象的張力，裏麵有很多白冠雞，他經常把這些作品展示給自己的同學們欣賞。這些作品不僅有趣而且富有創意，母親很是喜歡。不過，弟弟對功課可不太感興趣，在他進入青春期以後，他和父親經常為學習爭吵，這似乎成了家裏固定不變的一道風景線。
我是家裏的老二，父母給我起名叫卡拉·卡雷頓①，沿用了祖母的名字。我在任何方麵都沒覺得自己特別聰慧或是富有創意。有一個周日，我在教堂裏得到了一個杯托，上麵寫著這樣一句話：“你的天分是上帝給你的恩賜，你的成就是你對上帝的回報。”我早就想好了，我獻給上帝的回報就是要讓父母高興。我把這種想法當成信念，而且將它奉為座右銘。
為了讓父親高興，我用功學習，而且總是名列前茅。為了讓母親高興，我成了家裏的協調員，隻要家人發生了矛盾，我都會仔細傾聽每一方的意見，對爭執的雙方表示充分理解，並想辦法化解矛盾。為了讓父母兩人都高興，我表現得聽話、勤奮、樂觀，值得信賴。但有些時候，我發現不管怎麼努力去做，自己仍無法讓父母滿意。在姐姐和弟弟看來，大多數時候我隻不過是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和事佬。
父母做任何事都力求完美。父親是一位有才華的老師，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對於他而言，做學問並不隻是一種謀生手段，還是一個自我提升的過程。母親是一位別具一格而且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但大多數時間裏，她都無法靜下心來作畫，而是把心血和精力都用來照顧我們這些孩子了。父母對我們的期望很高，有時候我們甚至感到這是一種壓力。在成長的日子裏，我既怕失去他們，又怕讓他們失望。
母親想讓每個孩子都學會一種樂器，所以我開始學鋼琴。盡管我學琴的初衷是滿足母親的心願，可是學習音樂的樂趣以及把曲子越彈越好的過程讓我沉醉，所以我一彈就是幾個小時。我喜歡彈琴時的那份激情與細膩，在美妙的音樂聲中，似乎有一種冥冥的力量和我在對話，幫我緩解恐懼、疑慮和夢魘。多年以後，有人問我最喜歡哪個作曲家。“貝多芬”，我脫口而出，因為每當我感到心神不定的時候，就會彈奏他的樂曲。“為什麼不是莫紮特呢？”對方又問道。我想了想，這個問題問得好。莫紮特的音樂美妙動人，如同天籟之音，超凡脫俗。雖然從他的音樂中我能得到靈性的啟示，但是聽不到一個凡人內心的掙紮。相反，在貝多芬的音樂中，我能聽到憤怒和恐懼。貝多芬的音樂雄渾蒼勁，它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為你能在其中聽到人間的苦痛，能夠感受到凡人的氣息。
通常父母對子女心中的這種恐懼、不安和疑慮並不敏感，也許是因為他們有過類似的感受吧。我的父母堅忍克己，而且希望我也能和他們一樣。為此，我隻報喜不報憂，從來不向他們訴說自己心頭的恐懼和不安，隻說那些能讓他們高興的事。我記得我們總是在搬家，在第五次搬家的時候，我轉學進了北卡羅來納州的一所高中，當時我正念高三。我想念自己的朋友，他們都在加利福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對我而言，則是另一個世界。當時我轉入的是達勒姆市的查爾斯·E·喬丹中學，這所學校學生之間幫派眾多，要想擠進某個幫派確實很難，為此我哭了不知多少回。父母無法體會這次搬家對我意味著什麼，他們依然對我有著毫不含糊的期望：我的鋼琴課和學校功課都不準打折扣。記得那一年我第一次把成績報告單拿回家的時候，上麵有7個優、1個良，但父母提醒我應該有能力拿全優的。第二個學期，我就乖乖地拿了全優。
我們之所以頻繁搬家，是因為父親在學術上成就越來越大。他先後在得克薩斯大學、康奈爾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杜克大學任教，他在休假年①期間還去了倫敦政經學院和西非的加納大學進修（最後，他成了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回審判庭的法官）。因此，我曾在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亞州上小學，在加利福尼亞州和英國上初中，在非洲、加利福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上高中。在搬家的過程中，我對生活的變動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總是班裏的插班生。作為插班生，我特別急切地想融入班級，急切地想得到大家的認可，急切地想交到朋友。那些年，我一直留心母親舉辦的各種聚會，那些聚會很受歡迎，而且都是主題聚會。母親總能向客人提出得體的問題，並且善於聆聽他們的回答。我也在潛移默化中學會了這一技巧。一些朋友回憶說，想當年，我經常把他們“堵”到牆角進行“逼供”。結果我發現，不管是孩子還是大人，都喜歡別人向他們提問題。他們喜歡自己受到關注的那種感覺，當有人在一旁傾聽時，他們的感覺會更好。借用這種方法，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多年以後，我頻繁地更換工作，我發現這也是非常好的一種管理方法。通過向他人提問，你不僅對別人表示了尊敬，而且通過聆聽，你也能迅速擴大知識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