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麵的二種手段之外，為了維護世界和平，還必須強調第三種手段。
毫無疑問，所謂的第三種手段，就是在戰敗國駐軍，防止戰敗國在戰後死灰複燃，再次成為世界大戰的策動國。當然，“駐軍”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或者說是單一的問題，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在美國投降之前，帝國已經分別向日本、俄羅斯、西班牙與英國派遣了駐軍。
因為戰爭還沒有結束，所以在美國投降之前，帝國一直在這些國家（或者地區）事實軍事管製，而沒有急著成立臨時政府。
當然，不可能永遠用軍事管製來替代民選政府。
當時，帝國國內的很多人，包括大部分內閣成員都主張通過建立傀儡政權的方式來控製戰敗國。畢竟，這種方式對帝國來說是輕車熟路了，且傀儡政權能夠在最大限度上確保帝國的利益。
問題是，曆史經驗告訴所有人，傀儡政權最終都會被人民推翻。
曆史上，帝國不止一次的通過建立傀儡政權的方式來控製其他國家。比如，當年在征服日本之後，帝國就在日本建立起了傀儡政權，甚至希望通過由帝國皇帝冊封日本天皇為兒皇帝的方式來達到奴役日本人的目的。結果適得其反，日本不但沒有被帝國奴役，其傀儡政權還被迅速推翻，並且由此激化了帝國與日本的矛盾，最終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與帝國抗衡，與帝國敵對的道路。
顯然，通過建立傀儡政權的方式來控製戰敗國，是最愚蠢的辦法。
隻是，當時帝國確實沒有其他經驗可言。
為了盡快找到切實可行的辦法，帝國在日本進行了一次大膽的嚐試，即扶持日本的一些在國民中擁有巨大威望，且比較親明的政治家族，成立一個基本上能夠體現日本民意的過渡政府，然後將臨時軍管政府的權力逐漸移交給過渡政府，並且由過渡政府組織全民大選，在此基礎上建立日本的民主政治體製。
當然，在推行民主政治的同時，還采取了其他很多措施，以保證帝國的利益。
比如，為了爭取民心，臨時軍管政府公開審判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戰犯，並且在審判期間陸續公布了這些戰犯犯下的罪行，以此使日本民眾認同帝國對日本戰犯的懲罰方式。最重要的是，通過審判，深化了日本平民對戰爭罪惡性的認識，以此來逐漸改變日本民眾的世界觀，使其逐漸相信，戰爭不會給日本帶來繁榮，隻能給日本帶來毀滅。為了更有效的達到這個目的，臨時軍管政府在向日本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時候，還在教育方麵著手，在日本成立了數個戰爭博物館，並且讓日本民眾免費參觀，組織日本學生進行現場學習，讓他們知道，戰爭的破壞性，以及給日本帶來的災難到底有多麼的巨大。
最重要的，還是要在日本民眾心裏豎立起“親明”的意識。
當時，帝國主要就是通過人道主義援助的方式來到達這個目的。比如，在宣傳中格外重視帝國醫務人員在救治日本病人時做出的巨大貢獻，帝國工程人員在幫助日本民眾重建家園時付出的汗水與心血，帝國軍人在對待日本戰俘時的優越條件，以及帝國為了幫助日本建立能夠從根本上體現日本民眾利益的民主政治所做出的努力。
可以說，當時最反對這些政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帝國百姓！
在絕大部分帝國百姓看來，對待日本這樣的“死敵”，就算將其滅族都不為過，而帝國政府卻向日本人提供了大量人道主義援助，還幫助日本人恢複家園，在日本建立民主製度，這不是在幫助日本恢複國力，讓日本再次挑戰帝國嗎？
當然，數十年之後，幾乎所有帝國百姓都不這麼想了。
其實，到美國宣布投降的時候，帝國在日本采取的很多“新政”都收到了顯著成效。
比如，在日本投降之後的半年中，一共爆發了上千起針對帝國駐軍的暴力襲擊事件，導致數千名帝國官兵喪命。到了戰爭結束前的半年，發生的針對帝國駐軍的襲擊事件不到二十起，且幾乎都是極端份子所為，與日本平民沒有太大的關係。
在比如，後來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的時候，幾乎所有日本平民都認為是這些戰犯將日本拖入了戰爭深淵，甚至有數個日本民意代表團主動要求上庭作證，並且要求軍事法庭對那些戰犯處以極刑。戰後，有幾個沒有被判死刑的戰犯還被日本民間極端左翼勢力暗殺，就連主要用來陳列日本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靖國神社（在日本投降之前，就有幾名在戰爭中陣亡的將領，比如高野五十六的靈位被陳列在了該神社之內）也在戰後被幾名極端左翼人士放火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