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上班，我感到有些疲倦，是心理上的疲倦，這種疲倦，是從走進辦公室就開始的。我沏了一杯濃茶，喝了幾口，但精神並沒有振作起來。
“夏銘，馬上過組織生活，你也參加，是討論對你的處理意見。”劉紅沉著臉，鎖著抽屜對我說。
“知道。”我冷漠地一掃劉紅，端起桌上的濃茶，邊吹邊喝飲盡。來到會議室。
會議室兩邊的沙發上，已經坐了七個人。正中的三個沙發上空空蕩蕩。我便徑直地朝正中的沙發走去，坐了下來。
是的，權力能顛倒事實，捍衛真理的人是不應該受到權力審判的。這個正中的位置應該由我來坐。
“董科長，幾點鍾開會？”我望著主持會議的董科長冷笑著問，“還差這麼多人？”
“老館長、老楊、小蘇因病不能參加，李會計、小張有事請了假。”董科長寬寬的腮幫一抽搐，目光暗淡地望著我。
“是這麼回事？”我把目光從董科長身上移開，持重地審視著到會者，用諷刺的口吻說：“你們在坐的各位，難道就不該有事或者有病請個假嗎？”
會議室裏一片死寂。這種死寂持續了很長時間。
“董科長，這個顛倒黑白的會可以開始了。”我用憐憫的目光望著董科長，打破沉寂說。
董科長用複雜的目光看著我，不自然地一笑，然後把目光轉向劉紅，交換了一下眼色，低頭翻看著攤在茶幾上的材料。良久，才抬起頭說：“今天這個黨支部會，是討論政工黨支部建議給夏銘同誌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決定。下麵，我把處分意見讀一下：
關於夏銘同誌所犯錯誤的處分意見
黨委：
夏銘同誌於1985年9月14日晚，在其家毆打了武昌醫院的護士李耀同誌。第二天，李耀來圖書館揭發夏銘同誌在1982年9月至1983年春，采用欺騙的手段，多次與其發生不正當的兩性關係。
李耀在揭發材料中說：1982年7月至8月期間，她幫科室的王醫生還書認識夏銘，到9月中旬，李耀去夏銘家中借書，夏銘借機脫了李耀的衣服，但沒發生兩性關係。9月下旬，夏銘又用欺騙手段使李耀上其家，發生了第一次不正當的兩性關係。以後，還發生過幾次不正當的兩性關係。
這期間，李耀還發現一個女兵每星期天上午都去夏銘家，有一次，還發現夏銘吻了女兵一下。
1983年春節，李耀上夏銘家約其看通宵電影，被夏銘拒絕，兩人停止了來往。
經調查，李耀同誌1952年12月生，未婚，生活作風比較嚴肅。
夏銘同誌交待：1985年9月14日晚上，打了李耀幾耳光，並表示願意接受黨組織的批評教育。
黨支部對李耀揭發夏銘與其發生不正當兩性關係問題，多次大會小會找夏銘同誌談話，對夏銘同誌進行批評教育，但夏銘同誌拒不承認錯誤，甚至對調查組的同誌進行人身攻擊，態度十分惡劣。為了嚴肅黨紀和教育他本人。政工黨支部建議給夏銘同誌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以觀後效。
以上意見當否，請批示。
政工黨支部
1986年6月6日
董科長念完對我的處分意見，點燃一支煙，蹙眉有所思地抽了一口，冷著臉問：“夏銘，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憤然地看著董科長，第一次深深地體會到，權力扼殺事實是這麼地簡單。
“我來說說我的意見。”我壓抑著怒火，用沉重的聲音說，“剛才董科長宣讀了政工黨支部對我的處分意見。我不禁要問，這種混淆黑白的所謂處分意見，在客觀事實麵前，簡直是一派胡言，無立錐之地。我想在坐的各位黨員同誌，也一定心領神會，隻是不願意說罷了。這就是我的可悲之處。一個人，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如果放棄自己的良心和正義感，一味去迎合領導的旨意，對身外之事冷漠置之，這還算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嗎？否！也許，有人會這樣地說，政工黨支部對你的處分意見是有事實根據的，那麼，我也可以告訴有這種想法的人，我的事實依據早已經推翻了李耀的揭發材料，否定了政工黨支部對我處理意見的事實根據。一個在時間上都不能成立的揭發材料，政工黨支部卻奉若圭臬，以此形成了對我的處分意見，這是因為調查組掌握了我所沒掌握的東西，那就是權力。同時，調查組的人也喪失了做人的本質或做共產黨人最起碼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