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江南五府，特別是鬆江、上海、嘉定、昆山、常熟、太倉，已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棉花生產基地。這些地區已實施稻棉輪作和棉、麥、綠肥的套作、間種技術。這樣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又提高了棉花的產量。鴉片戰爭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入侵，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相結合的傳統自然經濟結構逐步解體。由於棉紡織業的發展，又使農業生產中棉花種植的比例增大，通州、如皋、海門三縣幾乎全部種植棉花。直至今日，南通地區仍然是江蘇棉花生產的主要基地。
明清時期，江蘇的蠶桑業進入繁榮時期，特別是蘇南的蘇、錫、常、鬆江地區，更是桑林成片。近代，由於生絲的大量出口，更是刺激了江蘇蠶桑業的發展，許多以前不種桑的地區，也種桑養蠶了。直至現代，江蘇特別是蘇南地區，仍然十分重視蠶桑業，全國唯一的一所蠶桑專科學校就設在蘇州，就是最好的說明。
由於江蘇的南部多丘陵，較為適宜種茶，因此，兩宋後茶樹的種植也成為江蘇農業經濟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上海地區，土地堿份大，十之七八都種棉花，隻有三兩成土地用來種糧食。不過官府裏收錢糧，還是收糧食。種棉的農戶，隻得用棉花織成布，把布賣掉，再到外縣去買糧食來交錢糧。
當時我們交的浮賦，比起元朝來要高三倍，比相鄰的鎮江府要高四五倍，比起你們這裏每畝田“稅米三升變一鬥”②來，隻怕高出十倍還不止呢！
官府裏盤剝百姓的點子，那真叫花樣百出，名目繁多。就拿我們蘇州府收漕糧③來說吧：按規定，交漕糧可以交大米，也可以交銀子。你要是交大米呢，上交的糧食不論你曬多幹，揚多淨，照例總歸要打折扣。一石糧食挑了去，隻能算五鬥四升，最多也不過算六鬥，叫做“浮收”。這還不算，量米的時候，要用腳踢鬥，讓鬥裏的米裝得更多。糧店賣米，用一塊竹板一括，讓鬥裏的米平槽算一鬥；交錢糧，不但鬥裏的米要堆成尖兒，還要抓上一把，直到米往下溜了，再不能往上加了，才算—鬥，叫做“踢斛(hú胡)”、“淋尖兒”。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樣盤米”，說是做樣品，實際上是額外多收；“貼米”是貼補成色不足，再加上“水足費”①，名義上是交一石錢糧，實際上總得交上兩石五六鬥。你要是交銀子呢，那也得按官府定的米價算賬，一石米的價錢，往往高出市麵兩三倍，稱為“勒折”。算起來都是一樣。
稅米三升變一鬥——清代的田賦，額定為每畝大米三升。但是官府稅吏巧立名目，層層盤剝，農民實際上要交一鬥。清代著名詩人龔自珍在道光十年(1839)寫過這樣一首詩：“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哪不勝栽禾！”
這樣重的錢糧，名義上是由業主交納。九九歸元，落葉歸根，說一千，道一萬，這筆錢還是要佃戶出。這就叫作“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府怎樣加賦稅，糧紳就怎樣加租穀，隻能多收，絕不會少要。何況我們蘇鬆太地區，家裏有三五畝地的自耕農為數也不少，並不是家家都給地主當佃戶、雇農的。這些人無權無勢，說起來跟地主一樣按畝納稅，實際上怎麼可能跟大戶人家比呢！
我們那兒的地，一年可以種兩茬兒，豐年一畝好地最多能打三四石米，歉年孬地每畝能收一石的就算很不錯的了。我們那裏租田的規矩，夏糧全歸佃戶，秋糧則與田東按四六或三七分成：田東拿六七成，佃戶拿三四成；也有定“死租”的，不論年成好壞，一畝地的租穀定為一石到一石五鬥。不過糧紳收租用的鬥，比市麵上用的要大得多，要用一石二三鬥甚至一石四五鬥才能裝滿租斛的一石。對交不出租米的佃戶，田東可以勾結官府送進衙門裏去打板子。有勢力的豪紳還私設公堂，打起板子來一板見血。年成不好，賣兒賣女交田租的，可不是一家兩家呀！
大家商量好了，分頭去走家串戶聯絡人。一夜之間，白鶴江一帶一共聚了二三百人，由我師傅領頭，借“報荒”為名，衝進了知縣衙門。
青浦知縣餘龍光，是個老奸巨滑的人精子，詭計多端，一麵派師爺出來，要我師傅進內衙去商量；一麵卻暗地裏叫人去把綠旗兵引來，把鄉親們團團圍住了一通砍殺。鄉親們死的死，傷的傷，剩下一些人逃了回來。我師傅讓餘龍光騙進了內衙，寡不敵眾，被衙役們給逮住了，關進了大牢。
我和我師妹周秀英聽到了這個消息，馬上就派人到各村鳴鑼聚眾。鄉親們更像是點著了的幹草堆兒，一個個全都火冒三千丈，有兵器的抄兵器，沒兵器的就拿鋤頭扁擔，一把火先燒著了官府的催糧船，把那些狗仗人勢的催糧差役揪下船來，狠狠地揍了一頓。當夜就聚了一千多人，由我師妹周秀英帶頭，不聲不響悄悄兒摸到城下，一棒鑼響，發一聲喊，衝進了縣城。周秀英帶人去打開大牢，救出她爹和一眾鄉親們；我帶一批人衝進了內衙，從被窩兒裏把餘龍光抓了出來，活捉了這個狗東西。還把他祖傳的寶貝雙刀“雲中雪”搜了出來，成了我終身使用的稱手兵器。
我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夜襲青浦縣城，殺了官府一個措手不及。抓到仇人救出親人以後，一聲令下，馬上撤退。周秀英手舞大刀在前麵開路，我和另幾個師兄弟在後麵斷後。等到綠旗營的盾牌兵得到消息集合人馬追來，我們已經離城好幾裏路了。黑夜裏綠旗兵怕我們有埋伏，不敢來追，我們天不亮就回到了塘灣鎮。
清人說，每到征漕之時，“州縣如餓虎出林，紳衿如毒蛇發動，差役如惡犬吠村”
鬧漕的導火索幾乎都是官吏浮收過重、勒折過甚。清代的漕糧，除了正米，還要加征各種“漕項”，什麼“隨正耗米”、“運軍行月錢糧”、“水腳銀”、“輕賚銀”，等等，這是法定的附加稅。但在正附稅額之外，還有各種稅外費，即所謂“漕規”。比如州縣長官會擅自提高附加稅的稅率，或者加派各種名目的規費。如果折色征收，每石米的稅額竟要征銀四五兩，而按道光年間的糧價，一石米大約值二兩銀，相當於糧戶交三石米的價錢，隻夠納完一石米的漕額。於是“每辦一漕，額多之州縣官立可富有數十萬（兩銀）之巨資”。搶劫銀行，來錢都沒有這麼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