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豪強地主為階級基礎的東漢政權到了中後期，日益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封建地主和封建官吏兼並土地日益加劇，官府的剝削壓迫日趨嚴重，統治階級內部、外戚與宦官之間的爭鬥長期不休。這一切最終導致東漢王朝統治的日趨腐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終於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黃巾大起義。山東地區的青州黃巾軍起義鬥爭構成了這次農民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齊魯大地留下了較大影響。
青州黃巾起義有其曆史的必然性。首先是外戚與宦官專權導致政治腐敗。東漢和帝10歲即位，竇太後臨朝，竇氏兄弟因此執掌了國家大權。然而宦官也不甘示弱，宦官和外戚先後展開了四次較大的政治較量。一次是竇太後死後，和帝與中常侍、宦官鄭眾密謀捕殺竇氏兄弟，鄭眾得勢，使宦官的政治勢力增強。第二次是和帝死後，安帝即位，鄧太後臨朝，重用外戚和宦官，鄧太後死後，朝中宦官在安帝支持下誅殺了外戚鄧氏。第三次是安帝閻皇後兄弟閻顯執掌朝政，專橫跋扈，安帝死後，宦官集團勢力又誅殺了閻氏兄弟，立順帝。第四次是順帝時，皇後梁氏兄弟又專權，外戚集團勢力達到了頂峰。梁太後死後，桓帝和宦官合謀，消滅了梁氏兄弟及其黨羽。梁氏兄弟被清除後，宦官專權現象更為嚴重。他們橫行天下，暴掠無度，給人民群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外戚與宦官的激烈爭鬥後來又演變為東漢後期的代表豪族門閥勢力的官僚士大夫集團與宦官之間的鬥爭，又導致了兩次“黨錮”事件的發生。當時宦官選舉、征辟不以德才，而是完全按照他們自己的愛憎為標準，這就嚴重地侵奪了地主士人進身政治顯要的道路。他們與官僚士大們結合在一起，在朝廷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反宦官勢力。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9年），宦官誣告李膺勾結太學士，結黨營私，誹毀朝廷。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200多人，並將其終身禁錮。公元170年，桓帝死，靈帝即位，太後之父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輔政，起用李膺等“黨人”，並商定誅除宦官。不料事情泄漏，宦官曹節發兵捕殺了竇武、李膺等100多人，而且凡是“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遠及五屬，隻要是有官位的，都遭到罷官禁錮的處置。這次黨錮事件，既是統治階級內部激烈鬥爭的表現，又是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風暴到來的先兆。
其次是東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極端腐敗。在中央，皇室腐化墮落嚴重。靈帝時，後宮綵女數千人，一天揮金數百。為了榨取錢財，靈帝還開西邸賣官，上自公卿下至郎吏都有明碼標價。仿效朝廷，地方的吏治也腐敗到了極點。貪官汙吏，橫行不法。刺史、守、令大多由宦官的子弟親屬擔任，他們搜刮民財，劫掠婦女，無惡不作。據記載，“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 （《後漢書·杜喬傳》）。沛相王吉濫殺無辜，“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者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慘毒刺刻，不可勝數。”（《後漢書·酷吏王吉傳》）當時，山東地區的地方官吏，與中央的外戚、宦官勾結一氣，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濁流。
再次，山東人民的悲慘境遇導致廣大人民的反抗鬥爭，從而為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創造了條件。在皇帝、貴族、宦官、官僚地主的重重壓迫和剝削下，普通百姓常年辛勞，食不裹腹，衣不遮體，破產、逃亡現象日益嚴重。再加山東地區連年的自然災害，人民忍無可忍，從東漢中期起，就不斷爆發起義。和帝時，在樂安國（相當於今山東博興、高青、桓台、廣饒、壽光等縣地）及其周圍諸郡，出現了許多小股的農民起義軍，他們劫富濟貧，四處活動，沉重地打擊了東漢的地方政權。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劇縣（今山東壽光南）畢豪舉行起義。他們輾轉作戰達到平原界，在厭次（今陽信東南）擊敗了前來鎮壓的官兵。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七月，山東沿海一帶又爆發了張伯路領導的農民起義。張伯路自稱將軍，率眾3000餘人，轉戰沿海一帶，殺死地方貪官汙吏，聲勢大震。順帝統治年間，山東地區特別是青、徐二州的農民，與河北及長江中下遊地區的農民，同時揭竿而起，打得東漢政府焦頭爛額，窮於應付。永興二年（公元154年），在泰山、琅琊地區又爆發了公孫舉、東郭竇領導的農民起義。他們不斷攻殺官吏，挫敗官軍，發展到了3萬多人，活動在青、徐、兗三州地區。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勞丙、叔孫無忌等又在琅琊、泰山一帶領導農民起義。這些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在東漢政府官軍和豪族地主武裝聯合鎮壓下相繼失敗了。但是山東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前赴後繼，終於和全國農民兄弟一起舉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黃巾農民大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