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歐洲與今天的東亞
封麵話題
作者：初曉波 梅然 於鐵軍 李晨 項佐濤
誰也沒有想到，東亞國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的紀念，竟是以這樣的方式開始的。
2014年新年伊始的1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談到中日之間在東海和釣魚島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他說，要注意一戰的教訓。100年前英國和德國是最大的貿易夥伴，經濟依存度非常高，但依然爆發了戰爭。言下之意，即使目前中日兩國之間經濟聯係緊密，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深，也無法確保規避戰爭發生。
此論一出，世界輿論一片嘩然。2014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從去年起，歐洲國家就不斷為大規模的紀念活動進行準備，今年以來各種紀念更是不斷升溫。這場戰爭造成大約1000萬人死亡、2000萬人受傷、500萬人失蹤，對歐洲以及世界造成巨大創傷，並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被稱做“萬惡之源”，影響了20世紀曆史走向。它的主要戰場在歐洲，但歐洲以外許多國家卷入戰爭，影響是世界性的。東亞兩個最主要國家——中國和日本，以不同的目標、規模和方式成為一戰參戰國。中國北洋政府為能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權益，於1917年8月參加形勢有利的協約國一方對德奧宣戰，雖並未正式派兵參加歐洲的大戰，但十幾萬中國勞工卻在後勤與工程上為協約國做出貢獻，其中2萬多人死在了一戰的戰場上。
而日本參戰的目的，曆史早已給出定論：趁火打劫，並且主要目標就是武力奪取其他列強在中國山東的殖民權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決意加入列強行列，參與爭奪世界。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向東亞傳統大國中國開戰，但在攫取大量利益的同時引起列強警覺而未能全部遂願。1904年日本發動日俄戰爭，初次向傳統的西方大國開戰並一舉獲勝，自以為一舉成功躋身列強行列，爭霸野心愈燃愈烈。早在1902年日本已為頭號歐洲強國英國引為維護其在遠東殖民利益的奧援，與之結成英日同盟，這成為一戰之前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同盟體係中的一環，也是日本打贏日俄戰爭的外交保障。驕橫日盛的日本抓住一戰爆發的契機，再次邁出關鍵性的腳步，希圖乘機“確立日本對東洋之權利”，戰爭甫一爆發，立即投向協約國一方向德奧宣戰，並出兵中國山東，於1914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連同英國軍隊一起，進攻並占領德國控製的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繼日俄戰爭之後再次在中國領土進行了一場帝國主義爭霸戰爭。隨後，日本軍隊占領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甚至將艦隊開往地中海。一戰以後，中國以五四運動為開端，掀起爭取民族權益鬥爭新高潮。而日本在遠東的殖民利益和地位得到西方列強的承認，對外侵略的步伐越來越大，直到二戰徹底敗亡。
因此，東亞地區也是一戰的參與方、受害方和戰場之一，也應通過對一戰的紀念獲得曆史的教益。而日本通過參與一戰，進一步擴大了對外侵略的步伐，為害了鄰國，也為自己日後的敗亡埋下伏筆，更應從一戰中汲取教訓。不料作為日本首相的安倍，竟從一戰中得出這樣的“教訓”，難怪招致一片批評。
“有人將現在的中日關係與一戰前的英德關係相提並論，我想強調的是，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與其拿一戰前的德國來做文章，不如以二戰後的德國來做榜樣。”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被問及“有人把當前的中日關係比做一戰之前德國和英國的關係，您對此怎麼看”時，如此擲地有聲地回答。不妨說，王毅的回答表達了東亞國家紀念一戰的另一種思路：正確記取曆史教益，為東亞，也為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做出貢獻。
安倍顯然是把當前中國經濟對日本的超越比作了當年新興的德國對老牌的英國的挑戰，因其不倫不類與妄自尊大而遭到恥笑。但要害並不在於此。一個曾經屢次發動大規模長時期對外侵略戰爭並且遭到失敗的國家，作出這樣的曆史對比，讓人如何解讀？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應該從一戰中汲取什麼樣的教訓？其實，將如今的東亞局勢與一戰前的歐洲做對比，這並不是安倍的首創。近年來，西方媒體不時傳出這類對比。有人把美國“重返亞太”比作當年英國放棄長期的“光榮孤立”政策而介入歐洲大陸；有人認為中國在東亞對美國形成挑戰，堪比當年德國對英國的挑戰：有人把美國強化與亞太地區一些國家的同盟關係比作一戰前歐洲大國間的同盟體係；有人從朝鮮半島聯想起當年的巴爾幹，擔心小國紛爭導致大國卷入從而引發大國間戰爭……不難發現，這些對比多與中國的崛起有關。難怪有人看到了“曆史的相似之處”並對此憂心忡忡。如此看來，東亞國家的確應該以紀念一戰100周年為契機，思索一下本地區未來的方向。正如李晨所說，對一戰曆史教訓的討論引人關注，是因為人們需要從曆史經驗中理解國際現實、把握未來走向。
為什麼要進行曆史比較
劍橋大學一位曆史學教授不久前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有針對性地指出，大多數曆史類比都經不起推敲，做這樣的類比一定要十分謹慎。李晨認為，這是因為，如果缺乏對曆史的深入理解，麵對這種討論就會不知所措，甚至被引入歧途。圍繞一戰曆史經驗的現實意義的討論，一旦陷入簡單化、絕對化，不僅不能給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示，反而會因為濫用曆史經驗而導致問題的加劇。
那麼，為什麼人們常常進行曆史類比？應該怎樣進行這樣的類比？於鐵軍談到，在一戰爆發100周年之際，牛津大學一位教授今年初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題為《曆史的韻律》。她認為，曆史的確不會簡單重複，但曆史當中卻有一種韻律，讓人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人們可以從學習曆史獲得教益。按照這位教授的不完全統計，在英語世界裏，關於一戰的各種文獻已經出版和發表了3萬多種。但到現在為止，人們對一戰爆發的原因還是莫衷一是。由此可見，這次戰爭的起源肯定不是那麼簡單的。就是因為受到一戰的刺激，人們想搞清戰爭為什麼會爆發，戰爭與和平問題遂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在上一次世紀之交那種普遍的樂觀主義情緒之下，在大多數人追求自由、理性、和平、繁榮的背景下，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在全球化程度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為什麼突然之間爆發了那場毀滅性的戰爭？戰爭結束後，為了搞清戰爭的責任，也為了撇清自己的戰爭罪責，德、法、英等有關各國紛紛編輯出版了大量檔案文件，但遺憾的是，人們還是不能確定戰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學者們往往會強調曆史類比的誤區，但曆史類比確實能給人以教益。約翰·肯尼迪曾說，他在1962年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時，時時想到芭芭拉·塔奇曼關於一戰的曆史名著《八月炮火》。該書生動描寫了一戰爆發過程中所凸顯的曆史荒謬與愚蠢。於鐵軍在引述了這個故事後說，最近一段時間地緣政治似乎在東亞複活，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東亞會走以前歐洲的老路嗎？就在不到10年前，人們還在討論中國對周邊國家的“魅力攻勢”，還在熱議東亞與歐洲為什麼不同，而現在大家覺得東亞地區似乎正在被地緣政治和權力政治所籠罩，歐洲國家反而對東亞的局勢憂心忡忡，擔心東亞會重蹈歐洲的覆轍，這些都是人們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進行曆史類比。當然，如何防止對曆史類比的濫用，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相互依存可否成為東亞和平穩定的壓艙石
初曉波指出，雖然日本政府日後反複強調，安倍這種類比的出發點是不能重蹈一戰的覆轍，但安倍不是研究者或評論家，而是作為日本國家領導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在曆史和國際關係領域，對於國家間相互依存與戰爭衝突的關係問題有非常多的研究。初曉波介紹說，早在一戰之前，就有人提出，由於通信、貿易、金融和思想這四個領域相互依存性的發展，戰爭已經得不償失，取得財富的手段隻能是貿易。當時這種觀點風靡一時，但幾年後殘酷的大戰就爆發了。100年過去了，人們現在認為，從1870年普法戰爭到1914年一戰爆發之前將近半個世紀間，歐洲列強之間疑慮、危機頻發，但沒有直接上升為彼此之間的全麵戰爭，正是由於它們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而一戰恰恰是在經濟相互依存程度比較低的東歐首先點燃，是地緣政治衝突與同盟體係將大國裹挾進入戰爭。也就是說，一戰並不能給出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與政治安全上發生衝突之間的關係究竟怎樣的結論。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對推動彼此經濟相互依存與避免戰爭的關係的思考也與時俱進，針對曆史發展變遷特征不斷提出新的看法和觀點。初曉波說，國家間戰爭頻仍的現實，提醒人們不能將國家安危完全寄希望於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獨立自主的邏輯永遠也不會過時。從嚴格意義上說，經濟上相互依存的收益並不總是共贏，因為不同國家在相互依存中的地位很可能是不平等的，這就有可能帶來政治上的衝突。例如發展中國家要求改變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就是因為它們與發達國家間處於不平等地位。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可以促進合作，也可以變成彼此衝突的武器。
同時，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存與一國國內事務之間有著微妙的聯係。這在一戰時已非常明顯，而當今則更為突出。經濟相互依存對國家總體收益有益，但國家內部各個階層是否都能從中受益？比如在西方國家，那些生產奢侈消費品的，與生產新式戰鬥機的，難道不是常常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嗎？即使在中國，國內利益團體分化和作用模式並不是非常明顯，但這種情況也可以看到。初曉波舉出前些年北京某次涉日遊行中出現的情況：隊伍中有人舉著顯然是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彩色打印的牌子——“抵製日貨，支持民族產業”，而下麵落款是“某某電腦宣傳部”。初曉波說，一些民族產業，特別是電腦公司，無論從資金、技術、管理，還是政策優惠等方麵，都無法跟日資同類企業相競爭，它惟一能改變的，就是人們的購買欲望。而在這一案例中，該公司采取的手段就是訴諸人們的民族情緒。雖然不好說是這些公司推動了這些涉日遊行，但至少在這個過程之中它們明確地表達出了自己的意向。
無論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麵臨何種挑戰，不能否認的是，經濟貿易依存帶來的更多是收益，而戰爭和衝突的最終結果則是人的生命和物質財富的損失，任何理性的國家和領導人都無法忽略這一點。更重要的是，經濟貿易相互依存的不斷發展，增加了戰爭和衝突的機會成本，影響了當今普遍以建立福利國家為目標的國家的戰略取舍。也就是說，如果選擇毀滅性破壞的戰爭與衝突，就要承受失去本來可以通過相互依存而實現的穩定繁榮。很多人從一百年來國際戰爭與衝突的全麵統計中得出結論：隨著經濟貿易的發展和世界範圍內相互依存的加深，總體戰爭和衝突次數的確在減少，即使在曆史上長期發生戰爭和衝突的國家之間也是這樣，可以說這是一個難以否認的曆史趨勢。
初曉波接著說，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從內容、規則到主體等方麵，與一戰的時候相比都有很多不同。一戰之前歐洲各國間貿易的相互依存非常大，但是彼此對外投資規模並不大。例如英國雖是一戰前世界的金融中心，但當時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投資甚少，絕大部分投資流向了利潤更為豐厚的廣大殖民地。美國進入20世紀以後金融影響力不斷擴大，但其資本首先湧向拉丁美洲，1914年以後才流向歐洲。而當今全球化不斷深化，相互投資領域出現了重大進展。僅從中國來看，2013年中國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累計達900多億美元，而同期全球對華投資額為1100多億美元。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與世界貿易總量不斷攀升的同時，相互投資的發展應該引起關注。以中日之間為例， 2013年日本對華投資90.90億美元，這已是多年來的連續下跌並首次跌破100億美元，而中國對日本的投資卻在上升，達到1.5億美元，是2012年的兩倍。設想中日之間的相互投資，如果達到日美之間的規模（日本對美國投資436.7億美元，美國對日本投資13.74億美元），那是否可以將其視為和中日貿易一樣，成為中日關係重要的“壓艙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