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人性論
人性問題是中國傳統道德學說中，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關於人性問題的討論，早在先秦時期就已開始。孔子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但沒有把人性當作一個獨立的問題做更多的闡述。到戰國時期，人性問題開始成為百家爭鳴的重要問題。孟子提出性善論，荀子提出性惡論，成為人性問題上最具影響的兩種基本理論。法家認為人性是“好利惡害”，可用而不可化，沒有對人性作善或惡的評價。這種理論作為法家政策的理論基礎曾經有重要的影響，但在秦亡之後就被實踐所否定，以後沒有發展。漢以後人性問題的討論“多是調和孟荀”。2000年來，眾說紛紜，學派眾多。
古代人性問題的討論與現實需要有著緊密的聯係。大致說來，自西周以至春秋，道德、政治思想得到了發展，孔子集其大成，提出了係統的道德、政治學說。隨後開始的百家爭鳴，也是以政治、道德學說，治國之道為中心。至戰國時期，人們的認識深入了，爭論從應該如何做，到為什麼應該這樣做，人性問題於是被提了出來。不同的人性學說，實際上都是對各種政治學說提供理論上的論證；從道德學說方麵看，則是對的道德起源問題的討論。
綜觀古代的人性學說，主要的是三種基本形態和兩個基本傾向。三種基本形態即上述孟子性善論、荀子性惡論和法家的性私論。儒家思想無論性善論還是性惡論，或是後儒的種種學說，其根本的出發點和最後歸宿，是教人為善，根本精神是對人抱有樂觀和信任的態度，相信人都可以為善，即“人皆可以為堯舜”；法家則相反，其根本精神和出發點是不相信人可以自覺為善，認為隻能用法治的辦法，使其不能作惡。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基本傾向。漢代以來，儒家的精神占著主導地位，影響著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發展。
人性善惡的問題是古代人性學說討論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理想的善和對善的追求與現實中的惡存在矛盾。善與惡相對峙而存在的，有善必有惡，有惡才有善。人們追求善，卻不得不麵對現實的惡存在。這是在道德領域內不可回避的一個根本矛盾。性善性惡的爭論正是這一矛盾的反映，是人們對這一矛盾的不同認識和提出的不同解決辦法。性善論認為善是本於人的天性，惡是後天外界影響所致；性惡論則認為惡的根源是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而善則是後天禮儀教化的結果。性善性惡的爭論，實際上是善和惡二者誰屬先天誰屬後天，誰屬天賦誰屬人為的爭論。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認識，同時也就反映了對道德起源和本質的不同認識，決定了成善途徑、修養方法上的不同主張。
綜觀古代的種種學說，總的說來都還是抽象的人性論。今天研究人性善惡等問題，不能停留在人性是善還是惡、性善論合理還是性惡論合理這樣一些問題上，應該突破古代思維模式，改變思考問題的方法，以新的思路來探討善和惡的根源、人性的自然性方麵和社會性方麵以及引導人們去惡向善的方法等等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各種人性學說，實際上也都是這些問題的認識和回答，其中也都或多或少包含著合理的成分，為我們今天研究認識這些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料。從服務於當前道德教育的目的出發，我們以一種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思考中國古代人性學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內養外化，皆可成善”，“縱情外誘，惡之所生”。
一、人皆可以為堯舜
“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傳統儒家人性學說的根本觀點。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說“途之人可以為禹”，其根本思想完全是一致的。這種思想也影響到佛教。中國化的佛教禪宗主張人人都有佛性，“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隻在“迷悟不同”，肯定“一闡提人皆得成佛”，在這個根本點上與儒家一致。它表現出一種對人的樂觀、信任的態度，肯定人人可以達到至善境地，成聖成佛；人之所以有不善，隻是因為自己的迷誤和自覺努力不夠。由此就產生了中華民族孜孜於求善的精神；對己，一日三省，自強不息，力戒自暴自棄，無所用心；對人，助人為善，對有過者取寬容態度。
“人皆可以成為堯舜”的思想體現了一種人性上、道德上的平等觀念。它肯定“堯舜與人同”，聖人與常人在人性上是相同的，因而也是平等的。這種人性上的平等思想並非近代意義上的平等思想，在存在著等級製度的古代社會，它仍然是為政治上經濟上的不平等服務的。但它不承認聖人有高不可及的天賦，這可以成為接受近代民主觀念的基礎，與近代平等觀念相銜接，因而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