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訪問中國並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麵前發表演講，在我來說還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謝為我提供了這個機會。其實，我並不是第一次訪問中國，此前曾兩度來這裏進行訪問。不過，那時我隻是觀察和傾聽，也就是說，在中國旅行時隻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盡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這兩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曆。
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是在1960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聞其聲的那些人物，不僅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即便在中國現代史上也是風華卓著。我想在此列舉這些人名。由於他們都已是融入曆史之中的人物了，謹按照當時所記憶的日本式發音並略去敬稱來列舉這些名字。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許廣平、陳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趙樹理。大家一定會認為，這份名單中全都是一些聲名顯赫的人物。1984年第二次訪華之際，在這一長列人名後麵，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當時，身為我們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連在我國產業界對造成公害病負有責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長，以及多年來大受歡迎的女演員，也都得到了發言機會，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總書記麵前繼續作一個沒有嘴巴的人。我在想，這是否與我被加利福尼亞的大學的學者們托付的一封公開信有關？那是一封關於中國新聞記者的人權問題的公開信。
現在，包括上述這一切，作為我生涯中最為重要的經曆之一，已將這些巨人們栩栩如生地鐫刻在了記憶之中。在小說家來說，對於那些必要的事物，較之於在短時期內作出評價，不如先將其儲存在記憶裏。在不斷保持這些記憶的新鮮度的同時，與這些記憶共生共存，以期將來獲得可以準確表述這一切的必要詞語。較之於政治性評價，它們更應該是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力的文學語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國聽眾麵前成為一個有嘴巴的人，此外，我還感受到了一種幸福，那就是我的諸多作品被譯介到了中國。我之所以能夠如此幸運，則是得益於那位發明了炸藥的人。因此，今天我想要談一些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題外話。第一個題外話是這樣的：
我在受獎演說中，曾敘說從孩童時代起便深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爾斯曆險記》所吸引。被變化為小人兒的那位生氣勃勃的少年，與那隻在共同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結為同誌的母雁阿克一同飛翔在瑞典的天空。借助小說中的這些情景，我甚至詳悉了瑞典這個國家的地理。現在，我也有幸與自己的阿克(姑且不論我的妻子對於自己被喻為母雁是否會感到愉快)一同飛降在了斯德哥爾摩。
接著，在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我還說起了日本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學作品也同樣描述過一個小人兒，這個小人兒作為使者，騎乘在大雁背上飛翔於天際，往來於異界與人世之間。在《源氏物語》的《幻》這一卷裏有一個場景，說的是失去了愛妻的光源氏遠望大雁飛渡長空，不禁呼喚般地吟詠道：
夢也何曾見，遊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請為覓行方。①
①此譯詩轉引自豐子愷譯《源氏物語》第883頁。詩中魔法使暗喻大雁，典出於白居易《長恨歌》中的“臨邛道士”——譯注。這裏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為騎乘之物，往返於異界的那個小人兒，是《源氏物語》的作者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長恨歌》中援引而來的。自最初用文字來表記日本固有語言以來，日本文學便最大程度地受惠於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平常我並未特別意識到本國的文學傳統，可現在要麵對各位中國聽眾進行講演，這才重新強烈感覺到與日本文學的曆史相關聯的自我。
而且，還不隻是與日本文學相關聯，甚至可以將其廣泛地說成與日本思想相關聯。在大學時代，我學的是法國文學，以歐洲思想為核心進行學習並接受了影響。我開始關注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後半葉構成德川幕府之基礎的思想，相對來說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機，則是接觸了美國曆史學家納吉塔·哲夫所作的從封建時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對德川幕府中、後期構成日本經濟中心的大阪地區商人們經營的學習場所——懷德堂進行了研究。在納吉塔這一研究的引導下，我得以學習了儒教和儒學在日本被接受的狀況，以及這種狀況在德川幕府時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簡略說來，以下的這一切為我開啟了眼界：經曆了形成幕府體製意識形態的荻生徂徠的學問及至伊藤仁齋的學問後，德川末期的大阪商人們(他們承擔著麵臨危機的封建時期的日本經濟)如何接受了獨自的儒教和儒學，並將其應用於現實的。
也是在這一時期，與儒教和儒學為其基礎的學問——漢學相對抗的另一門學問——蘭學也問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醫學研究為核心的蘭學研究者們，也發現構成其學問和思想的人性基礎，是從中國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蘭學來推廣西洋醫學的開拓者緒方洪庵就認為，最為重要的還是“醫者仁術”。在他青年時代的信件中，便強烈顯現出了對鴉片戰爭的憂慮。就連在意識形態領域提倡脫亞入歐並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澤諭吉，也認為與其將歐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將歐洲的語言(首先是荷蘭語，其次是英語)與漢語這種日本人的學問專用語言相對照，從而在比較的基礎上創造出嶄新的日本語。與現代化相並行的日本超國家主義思想核心由國學者本居宣長做了前期準備，這位本居宣長就曾認真學習過剛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思想專家荻生徂徠。
也就是說，我隻能將現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與始於明治維新的現代化得以實現時的日本思想聯係在一起思考，同時，就中國的思想傳統為日本帶來的巨大影響進行思考。當然，我還不得不思考與現代化的完成同步發展的超國家主義的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
前不久，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了“絕對零度寫作”理論，研究了將文本從政治性、社會性、曆史性的文理和內容中剝離出來，單純地用語言本身來書寫文本。然而，身為一個日本小說家，我卻無法將中國的近、現代文學作為“絕對零度寫作”來加以探討。
再來看看日本最近的社會氛圍，問題就更加複雜了。日本曾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人員和物資方麵的巨大犧牲。戰後，日本國以及日本人清償了這一切嗎？(盡管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犧牲的侵略戰爭是無法徹底清償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我們應當麵向未來，堅持不懈地贖罪，並為此而不斷努力，這才是日本人對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基本態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卻出現了以首都東京都的那位知事為首的一批新的國家主義者，他們不僅想要忘掉侵略中國的責任，甚至還針對現在的中國和中國人民說出、做出一些攻擊性和歧視性的語言和舉動。
在這種現狀之下，日本的文學者果真能夠與中國的文學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評性的相互關係嗎？我日益感覺到“絕對零度寫作”是絕對不可能的。我想接著這個思路繼續說下去。
對於我這個在戰後迎來青年時代的日本小說家而言，又是如何領悟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文學的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龍之介與中國近代文學開拓者之一的胡適之間的邂逅。大家聽到這裏，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吧。我並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是通過我國也許最優秀的專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國文學這一百年》(新潮選書)而得知的。現在，一麵對照這本書中的事實就幾個問題進行確認，一麵將這個話題繼續下去。
芥川於1921年曾前來中國旅行，在北京與比他年長一歲的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胡適過從甚密。後者在日記裏這樣寫道：“這個人似沒有日本的壞習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謂日本的壞習慣，好像是指除了日語外，不能用其他語言與外國人交談。這個壞習慣至今仍殘存著，最近還在一部描繪中國有名的英語會話教師的電影中受到譏諷。即便現在，日本的小說家不想用外語交換看法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就這個意義而言，芥川與胡適借助英語進行的交談，在文學史上就有了值得銘記的意義。
胡適在日記中繼續這樣寫道：“芥川又說，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其實中國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隻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幹涉我們。芥川說，他曾編一篇小說，寫古代一個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馱在背上，這書竟不能出版。”
文學家奔赴同時代曆史的現場，他們撰寫報告並進行批評，這其中同時存在著新奇有趣和危險。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時常蘊涵著危險，而在時間和距離的作用下，危險之中也存在著可以轉化為確實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說家沒有中國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這並不是芥川在信口開河。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便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很快就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接著，在國內通過徹底推行國家主義思潮，對外則挾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之威，鞏固了國民國家的基礎。對此進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內村鑒三被開除教職，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則被處以死刑。然後，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國在內的超國家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一九四五年毀滅之時。我們不得不認為，除了共產主義者小說家中野重治以外，從夏目漱石到芥川龍之介，再到昭和時代前半期的小說家們，沒有任何人能夠像內村鑒三、幸德秋水那樣對國民國家進行徹底的批判。
在這一點上，芥川感歎於審查製度造成的不自由(這種審查製度導致自己被指為犯下了對天皇不敬罪)，卻又不去嚐試著打破那個不自由。我認為，這個事例清晰地顯現了那個時代(所謂大正民主主義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況。
不過，同時代的中國文學者們就沒有與此相似的困難嗎？情況當然不是如此。胡適所表現出的文風中就蘊涵著一種譏諷。假如芥川遇見曾翻譯了他的《羅生門》的魯迅並與之交談，或許就會痛切感受到與胡適的譏諷所不同的另一種東西。下麵要稍微偏離一點兒話題。麵對日本獨特的天皇製，也就是說，麵對不僅僅是政治體製，還包括思想體製在內的那個製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戰爭敗北之後，在理應將天皇從所有政治權力中驅逐出去的新憲法之下，卻仍然存留了下來。我的小說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現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還想說一些話，盡管這些話並不一定非要麵對中國的聽眾述說。自胡適以後，中國的文學者們麵臨困難以及克服這些困難去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就是說，通過文學使得國民國家的理念具體化，並且為了實現該目標而引導民眾的那種行為，與芥川感覺到並羨慕不已的中國著作家們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種完全不同質的東西。經過漫長的歲月後，當人們回顧這一切時才會發現，當時那種困難非常之大，而試圖克服那些困難的文學者們的實踐之所以能夠留存後世，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的強大力量所致。反過來說，我隻能認為日本的近代和現代文學不曾經曆過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現在還是依然如故。
自1919年的反日、反軍閥的五四運動以來，很多文學者投身於國民革命的北伐戰爭。1960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場北伐戰爭中非常活躍且幸存下來的文學者郭沫若和茅盾。當時，在中國這一百年曆史中，從中國的這些文學者們(當然，也包括魯迅在內)得以顯現文學者這個腳色之原型的北伐戰爭時期算起，也隻經過了四十年時間。當回顧1960年以來的這四十年時，就在我被同時代的鄰國所關注期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對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我為之感慨不已。
我覺得，盡管中國的文學者們在種種主張上存在著分歧，但在時代的進程中，卻總是為了巨大的連續性而不懈地付出艱辛的努力。那麼，這個巨大的連續性又是什麼呢？那是一種使命感，是要在中國建設國民國家，維護國民國家，並且試圖用文學來引導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巴金先生年過八旬還能重新進行文學活動，是因為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進行工作的經驗依然充滿活力。而年輕一代的《紅高粱》和《老井》之所以能夠讓我為之讚歎不已，則是因為他們明顯表現出來的一種意誌，一種將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現實與過去的深遠連接起來，並建設他們獨自的想像力中的共和國的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