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國都城，位於河南新鄭雙洎河、黃水之間，始建於春秋時期，城的平麵很不規則，東西長5公裏，南北最寬處45公裏。鄭國新鄭城探測平麵圖中間又有南北隔牆，將城分為東、西兩半。兩城性質，與齊都相似：西城稍小，略作長方形，為宮殿、官署區；東城呈曲尺狀，麵積比西城大一倍，為手工業作坊及居民區。全城總麵積約20平方公裏。現存城牆殘高尚有15—18米，牆基厚40米。
楚國都郢城，位於湖北江陵北，也叫紀南城，始建於春秋時期。該城平麵略呈方形，東西長45公裏，南北長35公裏，總麵積約16平方公裏。城牆保存尚好，有的高出地麵7米，頂部寬12—14米。城外有護城河環繞，目前已發現有5座城門2座水門。城門每門3個門楚都郢城平麵圖道，門道一側有門衛房遺址。水門用四排木柱構築而成，亦為每門3個水道。
春秋末期所建都城，規模更大，如吳國都城，吳王闔閭時由伍員建造。不僅築一大城，而且還築一純軍事據點性質的小城，以拱衛已發展為城市的國都。據《越絕書·記吳地》載：“吳大城周四十七裏二百一十步三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大城城址即在今江蘇蘇州。據《越絕書·記吳地》說：“吳小城周十二裏，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闔閭城平麵示意圖三，皆有樓”。小城城址在無錫西南25公裏，與武進交界之處，緊依仆射山(白藥山)和胥山，麵臨太湖。城東群山連綿，閭江蜿蜒流經城北和城西，可控製太湖北走廊，扼守蘇南交通要衝。該城遺址城牆至今明顯可見：城中有土牆將城隔為東、西兩部分，牆厚約20米，現存殘高3—4米，城牆係堆土而成，城周均有河道相連，實測該城總麵積約1平方公裏。
吳國都城的規模，不計小城和郭(“郭六十八裏六十步”)，也比洛邑東周王城的規模大三四倍，甚至比周王朝規定的王城“方九裏”也大得多。可見這時周王朝的禮製已完全喪失製約作用。
(三)各國邑城
江蘇常州西南7公裏處，有一西周時期的小國淹，春秋時期為吳兼並，淹城就變為吳國的一個軍事城堡。淹城構築比較特淹城示意圖別，有內、中、外三道城牆，內城呈方形，周長約500米；中城也是方形，周長約1500米；外城為不規則的圓形，周長2500米。每道城牆隻有一座城門，而且不在同一方向上。內城門在南牆正中，中城門在西牆偏南端，外城門在西北麵。三道城牆外均有城壕。內城壕已湮沒，中城及外城壕寬45—50米，深約9米，長年不幹。內城地勢隆起，城牆高距地麵約6米左右，中、外城緊挨城壕，牆高距水麵約10米。三道城牆的厚度，均在25米左右，為堆土築成。中城城壕不與外界相通，但曾於壕底出土銅鏃、銅劍等兵器及四隻西周時期建造的獨木舟。其中一隻長11米，現存北京曆史博物館，判斷為巡弋中城壕及載人出入中城之用。從城門方向看，當是吳國向東方防禦的軍事要點。
吳王夫差為了爭霸中原，修築了邗溝，並築建了邗城，以作為屯軍之用。該城位於江蘇揚州西北25公裏處的蜀崗之上。平麵略呈方形，總麵積約26平方公裏。東、西、北三麵有板築夯土城牆，南麵利用蜀崗斷崖。城牆厚約20—40米，殘高有的尚存7米。斷崖高7—10米，陡度約為50度。四麵均有城壕(護城河)，西、北、南麵壕寬達100米，均與邗溝相通。東麵城壕較窄，為20—40米，但在城壕外麵，即為平行的邗溝。東、北、西城牆，各有城門一座，城門外均有甕城遺址，城東北角有城樓遺址。另外在北、東兩麵，還各有水門一座，船艦可由邗溝進入城中。這是一個作為屯兵、積糧的前進戰略基地，純軍事性質的城池。
新中國成立以來，進行考古勘察及發掘，已發現的東周都邑城池，不下三四十座。大城如山東的薛城、邾城，周長在10公裏左右，為不規則的方形；其他小城，周長一般在5公裏左右，多為方形，城牆厚度，大致皆為10米左右。凡諸侯國都，不論大小，絕大多數均有內、外二城。內城亦稱宮城，為宮殿區，附近往往設有鑄造兵器、線幣等官府手工業作坊；外城亦稱郭，為“國人”及一般手工業、商業人員居住區。郭城有的在宮城外圍，有的在宮城一側，但都沒有《周禮·考工記》所記“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那樣規整。
戰國時期的築城
戰國是我國封建製確立的曆史時期。在社會經濟和社會製度急劇變化的影響下，武器裝備、軍事製度以及戰爭和城市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從而也導致我國古代的築城——兵壘在各方麵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城市的興起促使城市攻守作戰增多
從考古發掘的結果來看，西周及其以前的王都或諸侯國都，具有以下一切特征：一是城內雖然集中有種類繁多、分工頗細的手工業生產作坊，但人口有限，並不密集。到春秋時，仍如《戰國策·趙策》所說：“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二是在各居民點遺址出土過大量農具，各居民點間尚有大麵積沒有建築物的空曠地，和城外的村落遺址相比，無顯著區別。可見城內居民，基本同城外居民一樣，仍以農業生產為主。這說明當時還處於城鄉剛剛開始分工之時。三是城內居民分散聚居於若幹居民點，城內還存在著族徽不同墓地，而且各墓地內既有貴族、又有平民。這些情景，又說明還保存著氏族組織和分族聚居的傳統。因而，這時的城池，還不具備足夠的經濟性質。嚴格地說，隻是一些設防的城堡，並沒有形成規模較大、商業比較繁榮的城市。
隨著鐵工具的逐漸推廣和普遍使用，至戰國時，我國的古代農業已發展為大規模的田野農業，即犁耕農業。農業及手工業的高度發展，擴大了二者之間的分工，從而引起商品、貨幣關係的迅速發展，於是城池的性質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大的都城，由政治、軍事性質為主的城堡，發展為在經濟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城市”。從考古發掘的成就及古代文獻的記載來看，戰國時期的城市，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城市數量增多，人口密集度空前提高
據《帝王世紀》估計，戰國中期中原地區人口總數約1000餘萬。最大的都城有7個，略小的都城有10個左右，各國都城人口總數當在200萬左右，其中最繁華的是齊國國都臨淄，人口燕下都平麵圖高達三四十萬，各國共有郡城三四十個，每郡城平均人口亦當有數萬，此外，還有近800個縣城，每縣城人口也不下數千。這表明，戰國時期整個中原地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都集中居住於城市之內。另外，從考古發掘的遺址來看，除燕下都西城外，各城城內基本上已連成一片，不再有人稀地曠的現象。這在我國曆史上是僅見的。
(二)城市規模和城牆範圍有所擴大
戰國時期的大小城市，四周均有城牆及護城河，但麵積較前有所擴大。除早在春秋末期就已高度發展的齊都臨淄外，其他都城一般在15平方公裏以上。如燕昭王營建於公元前311年的燕下都(河北易縣)，由兩個方形城池聯結而成。城牆東西長8公邯鄲趙都平麵圖裏，南北寬約4公裏，麵積達30餘平方公裏。趙敬侯於公元前386年徙都邯鄲後新建的都城，由宮城和郭城共安邑魏都平麵圖同組成，宮城由3個呈“品”字形的堅固小方城組成，麵積約3平方公裏；郭城為長方形，東西寬3公裏，南北長約5公裏，麵積約15平方公裏，總計麵積約18平方公裏。魏國前期都城安邑(山西夏縣)，由內、外兩方形城組成，宮城周長約3公裏，在郭城中間，郭城周長約155公裏，麵積也達15平方公裏以上。這些遺址完全反映出戰國大城市的整個麵貌。至於一般郡、縣等小城，也大都超過或等於所謂“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的範圍。
(三)城內布局有一定規劃
戰國時期的城市，如趙奢所說：“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這些文明繁華的城市，在建設布局和居民的活動區域方麵，已有一定的規劃區分。都城均由宮城和郭城兩大部分組成。宮城不止一個，有的在郭城內，有的與郭城聯結，但郭城隻有一個。郭城內包括有官署、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區及由官府管理的商業區——市《左傳》、《管子》、《周禮》等書，均有關於商業市場的記載。城內居民基本上按規劃分區居住生活。
(四)城牆厚度、高度增加，宮城位於製高點
西周時期的城牆，其夯土主牆，一般均厚10米左右，夯層大體厚10厘米；至春秋後期、特別是至戰國時期所築城牆，一般均已增厚至20米左右，有的達40米，夯層也增為20厘米。這說明夯築技術有所提高。從發掘的魯國都城曲阜城，城牆剖麵夯土可以明顯看出，該城經過五期夯築加修。第一期即始建時的夯土，並不怎麼厚，以後又增築4次，至第四期、即戰國時，已增厚至20米以上，有的地方厚達40米左右。城牆增厚，有利於防禦敵軍破壞城牆。例如敵軍若以“穴攻”手段，挖空城基使城牆倒塌時，因城牆厚度大，敵軍進行地道作業就需要很長時間，守軍可以充裕地對付敵人；即使敵軍能夠挖空一段城基，由於牆厚，也隻會平均下沉，且易於修補，而不致像單薄的城牆那樣，因牆基被毀失去重心而倒塌。敵軍若以水淹城時，厚牆就成為堅固的堤壩，不致在短時間內因水浸而崩塌。
春秋以前城牆的高度，一般在10—12米左右，至戰國時，多數城牆已增高至15米以上。以新鄭韓都故城(原為鄭都，公元前375年韓哀侯滅鄭後遷都於此，故一般稱之為“鄭韓故城”)為例，現存城牆為春秋、戰國兩個時期夯築而成，至今殘高尚有15—18米高。再如趙都邯鄲，現存部分城牆，仍有殘高12米以上。宮城，特別是宮殿位置，一般都設於製高點上，以便於瞰製全城。而宮殿又都是築建於夯土高台之上，如趙都邯鄲宮城西城的宮殿土台遺址，長寬各260米，高出地表麵達19米，這當然不僅僅是為了表示尊嚴。
總之，戰國時期的城市，包括都城和一些郡城，已經和後來整個封建社會的城市一樣，具有三性：即政治性、軍事性和經濟性。政治上，它是一定區域內的統治中心或政權所在。經濟上，它集中一定的財力、物力和手工業及商業。在軍事上，它往往是扼居於戰略要地，並擁有相當的防禦手段。三性之間，相互有機地聯係著，達成辯證的統一。當然，它們也並非總是三者並列，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城，各有側重。由於城市的規模擴大和數量增多，由於城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處於重要地位，由於當時的戰爭性質已發展為封建兼並為主，在戰爭內容上，表現為七大國激烈角逐，爭城奪地，所以城市便自然地變為戰爭爭奪的重要目標，從而使城市攻防作戰大為增多。據不完全統計，戰國時期較大的作戰行動共230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與攻守城池有關。公元前286年，秦將白起攻魏，僅此一次作戰，就攻占魏國大小城池61座。
城市攻守作戰增多促使攻城戰術、技術提高
孫武在考察春秋作戰經驗後，曾告誡人們攻城“為不得已”時采取的一種下策手段。但至戰國時，攻城作戰則成為重要的作戰樣式之一，成為軍事家們研究的重要課題。《孫臏兵法》就曾根據地形條件，將城池區分為可攻的牝城和不宜強攻的雄城兩科類型。可惜目前尚未發現當時專門記述攻城戰術的專著。僅《墨子》在論述守城戰術及城防設施時，曾將戰國時期攻城戰法總結為12種。這12種戰法雖然不夠詳盡，而且將攻城器械與攻城戰術混淆一起，但也足以說明當時的攻城戰法已較前大有發展。
《墨子》所述攻城戰法為：臨、鉤、衝、梯、雲梯圖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車賁及軒車等12種。其中臨車、衝車、鉤援、堙及蟻傅、車賁6種，為春秋時即已采用的器械和戰法。軒車，也叫巢車，其形製和性能基本與臨車相同。其他5種，則是在春秋戰法基礎上發展而來。
梯，即雲梯，也叫飛梯，由鉤援發展而來的攻城器械。有單竿、雙竿及單雙混合等三種形製。梯的首部有一對小輪，梯身有踏腳橫木，梯的底部有一對大輪，可推梯前進。當接近城牆時，以梯首小輪貼附城牆外壁，用力推大輪向前，小輪即沿牆壁向上滑升，將雲梯豎立起來，攻城戰士即攀梯登城(見圖1—24)。以後又進一步發展為與車賁結合的兩段式雲梯。以轉軸將兩段各兩丈以上的雲梯連接在一起，並固定在六輪車架之上。梯首有雙鉤，可鉤入城牆，增強穩定性，以助攻城戰士迅速攀登。車架有木棚，棚板外蒙以生牛皮，攻城人員在棚內推車向城牆接近，可防禦矢石傷害。
水，即引水灌城的戰法。由於當時城池均建築於河畔或兩河交會之處，所以攻城軍隊在久攻不下時，往往采用築壩積水灌城辦法。如周定王十四年(前455)的晉陽之戰，智伯聯合韓、魏兩家之軍，進攻趙襄子。越襄子退入晉陽(山西太原)據城堅守。智伯久攻不下，乃於周定王十六年(前453)，截引晉水灌城。城內趙軍幾乎全軍覆沒。後趙襄子采取抗水淹的戰法，才化險為夷，轉敗為勝。又如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秦將白起攻楚，包圍了楚別都鄢城(湖北宜城東南)，白起在鄢西築壩，引水灌城，城中軍民溺死者達數十萬人。楚軍主力遭到嚴重打擊，國都郢城(湖北江陵)也隨之為秦軍攻下，楚被迫逃遷於陳(河南淮陽)。再如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將王賁攻魏，圍魏都大梁(河南開封)，決黃河和大溝之水灌城，結果城毀魏亡。
穴，主要指以地道作業破壞城牆，為攻城部隊開辟通路的戰法。《墨子》稱之為“穴土而入，縛柱施火”；《商子·境內篇》對這種攻城方法記述稍詳，它說：“其攻城邑也，國司空訾(計算)其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徙校分積尺(土方)而攻(作業)之……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雲梯圖突擊隊員)麵(每崩毀的城牆缺口)十八人……以中卒(中軍精銳)隨之。將軍為木台，與國正監，與王禦史參望之”，共同指揮和觀察攻城戰鬥。實際上，穴攻就是通過地道，將城牆基部挖空，以梁柱支撐，再積薪放火，燒毀支柱橫木，使城牆崩塌，爾後指揮突擊隊搶占城牆缺口，並在此處投入主力，擴大戰果。
突，即利用守城軍隊所挖“突門”，向城內實施突襲的戰法。突門，也叫“暗門”。是守軍必要時出城突襲攻城軍隊、在城牆上所挖的出城通道。由城牆內側向外挖掘，接近最外側時留5—6寸城牆不挖通。這樣，不僅可使城外敵軍不易覺察，而且在使用時可迅速搗開外壁，出城突襲。根據城防體係中的這一特殊裝置及弱點，攻城部隊十分注重去發現城牆突門，並組織突擊隊，由突門向城內進攻。
空洞，即地道戰法的一種。攻方挖掘若幹條通入城內的地道，令突襲部隊潛入城內，爾後攻方裏應外合，協同攻擊守城部隊。
《墨子》所述12種攻城戰法，如從戰術角度加以歸納，大致不過六種：一是居高臨下，以密集的矢石“火力”，壓製城上守軍。二是在矢石“火力”掩護下強攻城門。三是以密集隊形強行爬城。四是以地道作業及火攻破壞城牆，然後由崩塌處攻城。五是以地道作業潛入城中或強攻突門通道。六是積水灌城。這六種戰法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包括全部攻城戰術、技術，但在整個冷兵器時代，攻城的戰術、技術，基本上沒有超出這六種戰法的範圍，僅在具體運用時有所發展變化。因而，可以說，戰國時期的攻城戰術、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攻城戰術、技術的提高促使城池築城體係更趨完善
據古籍記載，戰國時期發明攻城雲梯、水戰鉤拒的著名科技家、攻城戰術技術專家公輸般(魯班)，曾與精通物理、數學及兵法的著名思想家、守城戰術技術專家墨翟，用衣帶及小木片等為標誌，進行過一次城市攻防的“兵棋”對抗較量，結果是“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拒)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禦)有餘”。這一史實，說明當時攻城戰術技術也相應促進守城戰術技術發展而達到更高的水平。
《墨子》中《備城門》等十一篇城市防守專論，據考證為墨翟的弟子滑禽厘等所記墨翟有關守城的論述。其中雖然也有少量內容為墨家弟子所增添改寫，但它確為戰國史實的記述。《備城門》等十一篇守城專論，細微詳盡地記述了戰國時期城防工事的布局與構築、守城器械的製造及使用、守城人員的組編和部署、觀察配係、後勤配置，以及戰時城區管製、指揮信號、識別旗幟、偵察警戒等情況，還記述了針對各種攻城戰術技術所采取的守城措施和戰法，這與我國先秦時期其他軍事著作多重視抽象理論的風格完全不同。雖然由於文字過於古奧和因錯簡、傳抄造成的錯亂、重複甚至相互抵牾，許多地方已難以理解。但仍能較好地反映我國戰國時期城市攻防戰術技術及兵壘的發展水平，對我們了解和研究古代城市攻守作戰，仍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戰國時期的城市設防，基本上是以城牆為主體、以永備工事為骨幹的環形防禦體係。其總體概況通常是，城市周圍有夯土城牆一道或兩道。城牆內側修有環城馬路。城牆外側設有三四道人工障礙。凡遠射兵器射程之內的地區，平毀一切地物，以掃清射界、視界。距城5公裏處，有一道警戒線。距城15公裏以內地區，實行堅壁清野。一切人員及可能為敵利用的物資(如木料、糧食、畜禽等)，全部轉移至城內，有時還將攜帶不了的物資焚毀，並在井內下毒。此外，在城外各要地，往往築建小據點(亭)，特別重要的地方，甚至構築由三個支撐點組成的大據點，以一定兵力防守，以迫使敵軍過早展開，遲滯其進攻行動，為守軍爭取作戰準備時間。另在通往國都(主城)的大道上，每隔一定距離，建一據點(郵亭)，內設烽燧，與國都保持聯係。郵亭周圍有7米高的圍牆一道和外壕兩道，有一定防衛能力。其築城和守城戰術方麵的情況大致如下：
(一)城牆工事設施
城牆頂部，一般寬7—10米，以便於守軍機動以及與登上城牆的敵人進行格鬥。頂部內外兩側，均築有厚約1米、高約06—14米的女牆(堞、俾倪)，外側女牆較高，中部開有外寬內窄的射孔(爵穴)，牆上築有垛口。城牆四角及城門頂部，築有土木結構的敵樓。每隔180米，修建一座突出於外側女牆約3米的木樓，它不但可用以消滅城下死角，而且當敵軍以蟻傅方式，用密集隊形攻城時，守軍可據此樓對爬城之敵實施交叉側射，使城牆由單純正麵防禦變為有翼側掩護的三麵防禦。這是後來城牆構築“馬麵”的濫觴。每隔360米，修建一座突出於內側女牆約46米的木樓(立樓)，以備同突入之敵戰鬥時，消滅城牆內側下死角。每隔180米左右，還在外側女牆內築建土樓一座和木橫牆(隔棧)一道。敵人如登上城頂時，土樓用於據守，橫牆用以阻止敵人向兩翼擴張。橫牆一般高3米，由削尖頂端的木樁聯結而成，開有可啟閉的小門，供守軍平時通行。
城門共有兩重：門洞前部裝有兩扇木質大門，固定門扇的門框和門扇外側可旋轉的立柱，均以粗大堅實的大木製成，並以銅、鐵箍聯結、固定。門閂有上下兩根，也以堅實粗木製成，用寬厚的鐵環固定門閂。門洞中部，另建一道轆轤操縱升降的懸門(板閘門)，在敵軍攻破大門時放下。懸門及大門門扇上，開有若幹弓弩射孔，用以射擊攻門的敵軍。射孔內側，裝有護板，以繩索操縱啟閉。為防止敵軍以火箭(煙矢)或其他引火器物焚燒城門，在懸門及門扇外側塗有一層厚泥；為使泥土能牢固地附著門板上不致下落，門上鑿孔安裝突出2—3厘米的圓頭小木樁，間、距各為16厘米，交錯排列。城上門樓中，放置若幹貯水容器及滅火用具，如陶甕及帶兩米長柄的麻袋和革盆等，同時在城門及懸門外側門洞頂部，鑿有一條適當寬度的塹溝，以便當城門燃燒時，用帶柄的濕麻袋及革盆盛水，由塹溝向下撲滅門火。
在城外距門約10米處，挖一深壕(陷阱)，上設“轉關橋”。橋僅中間一梁，梁兩端有橫木，橫木由凸出壕沿的木榫支撐，木榫可由繩索操縱使其伸縮。當木榫凸出時，橋麵平穩，可以正常通行人馬。當敵人行至橋上時，拉動機關，木榫縮回，橋麵以梁為軸翻轉，橋上行人跌入壕中。
城內沿城牆構築環城路一道，與城內各主要道路連接，城門兩側及四城角處，構築登城梯道或斜坡道，以便於兵力、兵器及作戰物資、器材機動。通常在城牆底部，每隔約200米，修建一條由城內通向城外的通道——突門，以作為突擊隊出城反擊的道路。在通道內築建窯灶，安裝風箱和貯存柴草及準備塞門的“”(連軸車輪，中間填束木條成圓柱體，外塗泥土)，以備敵軍衝入突門時鼓煙薰敵及堵塞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