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效力
成功的人，都有浩然的氣概，他們都是大膽的，勇敢的。他們字典上，是沒有“懼怕”兩個字的，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是能夠幹一切事業的，他們自認他們是個很有價值的人。
毅然選擇回歸祖國
鄧稼先獲得了博士學位，這個好消息在第一時間傳遍了他的朋友圈子，楊振寧第一個來給他慶賀。
“稼先，你現在已經獲得了博士學位了，接下來你有什麼打算？”楊振寧關切地問道。
鄧稼先心中有什麼打算呢？說實在的這個時候鄧稼先也有點小小的迷惑，究竟是返回祖國工作呢還是跟隨導師去英國深入研究呢？
原來，鄧稼先獲取博士學位之後，他的導致德哈爾教授懷著喜悅的心情告訴鄧稼先，他準備帶著鄧稼先去英國對氚核的物理性能做更深入的研究。
去英國，將使他成為站在物理學發展前沿衝鋒的戰士，並且為摘取科學桂冠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這對於一位有誌於科學的青年當然是一個極富吸引力的召喚。
而在國內，要想從事科學研究，困難可不小。當時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隻是寥若晨星的研究機構，而且缺乏起碼的儀器器材。
一大批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從西方學成回國的科學家，許多人沒有從事研究的條件，而隻能僅僅從事教學工作。有的人回來後，隻好又走了，到需要科學、重視科學的地方去了。
在這樣的機會麵前，在教授的熱情鼓勵下，鄧稼先內心也有點怦然心動。但是，一想到苦難的祖國需要自己的一份力量，鄧稼先在思想上就沒有絲毫的猶豫。
鄧稼先婉言辭謝了這位名教授的好意，毅然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旅程。鄧稼先隻想快點走，早一點走，越快越好，免得夜長夢多。※國家急需人才，盡快報效祖國鄧稼先毅然抵製住了誘惑。我們做什麼也都要以國家利益為重，這樣才不至於偏離方向，一定會取得成功。
因為就在兩個月前，美國發動了朝鮮戰爭，朝鮮與中國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新中國與美國成為敵對國家，美國政府千方百計地阻礙中國學生、教授回國。
鄧稼先在拿到博士學位後第九天就從洛杉礬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歸國了。但是，他們的回國之旅卻並非一帆風順。
1950年8月29日，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即將開船，鄧稼先和近兩百名中國學生、學者一起，衝破了美方的阻撓，謝絕了師友的好意，靜靜等待回歸的一刻。
但是，輪船即將起航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觸目驚心的事情。著名的錢學森教授才剛剛把他的行李搬上了輪船，就被美軍給攔下了。所有人都十分不安，擔心自己會有什麼意外。
隨著汽笛的一聲長鳴，輪船終於開動了，緩緩駛離了美國國土，所有的人都緩了一口氣，終於可以離開美國了，大家都在歡呼，為了自己獲得自由而慶幸。
但是他們卻並不知道這種喜悅僅僅隻是霎那間的，他們離開的僅僅隻是美國的陸地，而這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其實是美國的“移動領土”，更遙遠的他們中轉地日本，也是屬於美國控製的“友邦”。
在這樣的環境下，除非是真正的踏上中國的領地，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這些，興奮的人們並沒有反應過來，等他們清楚的時候，一切已經晚了。
輪船在太平洋上漂泊了幾天，到達了日本碼頭，這些中國的留美學生們還沒有從離開美國的激動心情中回過神來，幾個駐日美軍士兵就荷槍實彈的衝上船來，將趙忠堯教授帶走了。
學生們驚呆了。恐怖的陰影再一次籠罩整艘輪船，這個時候他們才知道，所謂美國的“和平與自由”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接下來的日子中，所有的人臉上都充滿著愁容，越是接近祖國，他們的心中也越是不安，再也沒有離開美國之時的歡聲笑語了，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前方等待他們的會是什麼。
鄧稼先的行李不算少，但除了當時算是新鮮的壓力飯鍋及一點衣物之外，大量的是對他有用的書籍和雜誌。這些書籍雜誌和他迫切要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心情一樣，分量是沉甸甸的，別的東西與它們相比，都不在話下。
好在這一次總算是平平安安，再也沒有美軍士兵上船來抓人，9月份，輪船抵達了目的地香港。
當時中國和英國尚未建交，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其他國籍的乘客都能在香港上岸，唯獨中國學生不許在香港登陸。
無奈之下，鄧稼先他們隻好分批乘小木船劃到中國境內上岸，最後在廣州聚集。
一群滿腔熱情的海外學子，終於踏上了新中國的土地，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住在廣州愛群大飯店中，接待者組織他們參觀，向他們介紹新中國的情況。
鄧稼先意識到，一種揚眉吐氣、意氣風發的新生活即將開始，這是他在昆明上大學期間就曾憧憬的幸福生活。
鄧稼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他給她的禮物，是消化在腦子裏的原子核科學知識，是對這個新科學前沿發展的了解。他知道，這些知識，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是多麼需要！
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
衝破了重重困阻，鄧稼先終於回到了祖國！回到了這個他闊別了兩年多的祖國！
鄧稼先從廣州乘火車北上，從南至北，行程幾千公裏。他大部分時間是靠在車窗前，兩眼凝視向後飛過去的田野。
戰爭所帶來的斷壁殘垣這時並未完全修複，舊中國破爛貧窮的景象也不時映入他的眼簾。
挽著褲腿的中國南方婦女到河邊挑水的，衣裳上麵的補丁看得清清楚楚。一個老人擔著裝滿日用雜品的擔子，吃力地蹬爬在彎曲的山坡小道上。
這種中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是鄧稼先在美國留學期間所看不到的，沒想到他剛剛離開美國就看到這樣的場景，真是觸目驚心，讓鄧稼先的心靈受到了不小的衝擊。
早在昆明讀書的時候，鄧稼先對於這種場景就已經司空見慣，但是卻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深刻觸動，也許是因為從異國他鄉重新歸國的衝動，鄧稼先覺得祖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透過車窗，鄧稼先看到小鎮上一些年輕人打著紅旗列隊邁著整齊的步伐，喊著清楚的口號過去了。
有一段路，不知因為什麼火車放慢了速度。他看見了一群在麥場上的男女農民扭起了秧歌，他們的得意之情全部浸入了進三步退一步的節奏感很強的扭擺之中，喜氣洋洋的情緒從優美的身段中流露出來。
忽然鄧稼先看見了一位老農婦，麵衝著自己，那幾十年社會底層生活的勞苦和血淚在臉上刻下的皺紋盡管沒有褪去，但她在扭秧歌時竟是那樣地得意，樂得那樣開心，她一掃中國婦女往日的拘謹，顧及不到人前人後，盡情地扭跳著。
霎那間，一個詞語閃入了鄧稼先的腦海中，這不就是“喜笑顏開”嗎。喜笑顏開，這個詞語過去在他的腦海中並不長閃現，但是卻是對眼前所見情景的突然領悟。
鄧稼先的眼眶濕潤了，麥場從眼前向後退去，火車慢慢拐入黃色的土山坡中。在視線被擋住的時候，他陷入了短暫的沉思。
鄧稼先頓然明白了這是搬掉三座大山後的新中國人民所迸發出來的熱情是一種偉大的力量，他感覺到自己內心為一種說不出來的力量所鼓舞。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慶典前夕，鄧稼先終於回到了北京，這個新中國的首都。
秋季的北京，天高氣爽，沁人心鼻。鄧稼先欣喜的看到，這個時代變了，北京的變化很明顯。往日橫行霸道的洋人、兵痞、舊警察、惡叫花子、妓女都不見了。市麵上清潔整齊，秩序井然。
人們喜氣洋洋、各得其所。從南方至北方，祖國大地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激情，鋪展開欣欣向榮的盛世藍圖。
“爸爸，姆媽，你們的兒子回來了！”鄧稼先才剛剛進門就激動的喊道。
父親和母親聽到兒子的歡呼聲，都紛紛跑了出來，互相抱在了一起，這個時候大姐、二姐也出門來了。時隔兩年之後。一家人終於又一次團聚在了一起。
鄧稼先回到北京以後，到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在1958年改稱原子能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先是設在東皇城根，1953年以後搬到了北京西郊的中關村。
鄧稼先在彭桓武研究員的指導下，和其他幾名年輕人一起從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
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中國科學院第一個新的研究所，它的前身是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原子核物理部門、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
近代物理所又是後來的原子能所、高能所以及蘭州近代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等許許多多研究所的母校。
從這裏，走出了一大批目前挑大梁的物理學家，一批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鄧稼先就是其中之一。
錢三強、何澤慧，王塗昌、彭桓武等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中年原子科學家，在北京東皇城根的半個四合院裏，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帶領一批剛出校門的年輕人，開創著我國的原子科學事業。
鄧稼先的歸來，為這支拓荒的隊伍增添了力量。名師的指點，同輩的激勵，報國的雄心，安定的環境，使他如魚得水。
這不正是幾年來所企盼的嗎？舊中國的原子核理論幾乎是一片空白，隻有個別人零星地進行過一些工作，現在國家給原子能事業以極大的重視，原子核理論作為原子能事業的基礎理論部分，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
有了近代物理所這一研究陣地，鄧稼先怎能不精神振奮呢？他和大家一樣，意識到肩負開拓的使命，意氣奮發地工作著。
原子核物理的基本問題之一，是核子間相互作用問題，即核力問題。核力問題可以從介子理論出發來研究，也可以從分析實驗數據著手建立唯象理論。
建國之初，我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低能唯象理論方麵。鄧稼先回國後的第一項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952年，28歲的鄧稼先晉升為副研究員。他還擔任了原子核理論研究組的組長。繼具備英文、德文後，他又學習了俄文。後來，他擔任過所長秘書，又被選拔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副學術秘書。
研究工作進展順利，不斷有成果、有論文發表。從1951年至1958年的八年間，鄧稼先單獨或分別與於敏、何柞麻、徐建銘等合作，在《物理學報》上相繼發表了《關於氫二核之光致蛻變》《輻射損傷對加速器中自由振動的影響》《輕原子核的變形》等論文。
這些學術研究成果為我國原子核理論研究作了開拓性的工作，從而填補了我國近乎空白的核物理研究。
幸福歡樂的家庭
從1950年10月，鄧稼先進入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開始，他在這裏差不多工作了八年。這八年，是鄧稼先進入成年以後最平穩的八年，也是他享受輕鬆的幸福生活時期。
鄧稼先的童年時期也很幸福，但因為他的幼稚一滑而過。等到以後他從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也很幸福，但畢竟挑著一副過重的擔子而難免有時喘不過氣來。
前前後後，唯有成年以後在中科院這一段生活成為他已經成熟的個性任意馳騁的時期。
如果說日後鄧稼先參加原子彈研製並取得開拓性成就的幸福是充實和慰藉的話，那麼這一段的幸福就是甜蜜和歡快。如果說那一段是他在事業上的騰飛和永不停頓的衝刺，這一段就是騰飛前在跑道上的滑行。
鄧稼先就這樣一帆風順地在學術上前進、在政治上成熟，擺在他前麵的，也是一條寬敞的大道。
1953年，29歲的鄧稼先和許鹿希女士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中著名學生領袖許德珩教授的長女，比鄧稼先小四歲，她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專長神經解剖學。
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蜇教授和許鹿希的父親許德珩教授又是相識幾十年的老朋友，兩家是世交。鄧稼先和許鹿希可以說是青梅竹馬。
而且鄧稼先和許鹿希早在解放戰爭的時候就已經認識了，當時許鹿希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讀書，而鄧稼先則在北大擔任助教，這對師生之間的感情一直很不錯。
鄧稼先總是喜歡在許鹿希麵前吹噓自己的英文好，知道的詞彙多。他吹噓說自己在昆明讀書的時候就背過了牛津字典，而且以後又在美國留學了兩年，會的字詞非常多。
鄧稼先要許鹿希考他，許鹿希一開始自然是笑笑，當鄧稼先是追求自己的手段，便隨口問他：“河馬怎麼說？”
“behemoth。”沒有想到鄧稼先馬上就答出來了。
“斑馬呢？”
“Zebra。”
許鹿希一下子就來了精神，又問他麻醉怎麼說，沒有想到就連這個鄧稼先也知道。
許鹿希這下子覺得鄧稼先不簡單了，她心想一些尋常的字詞已經難不倒這個昔日的老師了，於是就認真的開動腦筋，就像跑到深山老林裏去尋找奇花異草一樣，她打開了另一條思路。
許鹿希要找生僻的醫學名詞作為問題。她歪著腦袋眼睛下視牆角，突然問道：“視網膜怎麼說？”
“視網膜？”鄧稼先一愣，想了很久也沒有想起這麼專業的詞語，隻好哈哈大笑起來，用笑聲表示了自己的失敗。
就這樣，兩人的感情在許鹿希畢業以後就自然而言的發展起來了，他們的證婚人和主婚人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教授。
這一對新人分到了中關村的科學院的一間宿舍，他們把這裏當作是新房。結婚以後，鄧稼先的家庭生活非常安定幸福。
那個時候妻子許鹿希在北京醫學院上班，當時的交通還不是很方便，她每天乘坐的31路公共汽車間隔40分鍾才有一輛，乘客稀少。
距離校門最近的車站是皇亭子，從皇亭子到學校還有大約兩站空曠無人的野地。而許鹿希事業心很強，總是要到很晚才下班。
心疼妻子的鄧稼先總是騎著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到汽車站來接她，兩個人幸福的牽著手一起漫步在荒郊野外的小道上。
這是一種辛勞，同時又是一種愉悅。一天的工作完成之後，精神上開始放鬆。能夠將放鬆的心神安頓在清淡恬靜的野花野草的旁邊，會有一種美的享受。
他們談話的聲音很低，但是很清晰，夏日晚間田裏的青蛙叫聲，成為他們談話伴奏的天然樂隊。
1954年10月，鄧稼先夫婦有了第一個女孩。1956年11月，他們又有了一個男孩。兩個小寶寶的先後到來，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了新的歡樂，生活是那樣充實，那樣多彩。
有了孩子以後，家裏的生活總是樂融融的，鄧稼先每天下班回來，進門的第一件事，便是要逗孩子玩耍。
當女兒剛會叫一聲“爸”的時候，鄧稼先就樂開了，他總要用雙手按住這個不滿周歲的孩子，要她再叫一聲，再叫一聲。
等到後來，孩子們會說的話增多了，鄧稼先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了。他不僅要他們重複地叫“爸爸”還要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這樣變化著，直到找不出形容詞才停止。
夏天，一家人常去遊泳，盡情享受陽光，盡情在水裏嘻戲。遊泳是一項將熱熱鬧鬧與悠然自得集於一身的有趣的健身活動。
北京醫學院有一個很大的遊泳池，女兒總是在淺水區用“狗刨式”來回遊玩，她有時遊得非常得意，總是在那裏等待著大人的誇獎。
兒子年紀還太小，隻能在蘑菇池裏玩水。遊泳顯然是鄧稼先的弱項，雖然看上去有模有樣，但是配合他白皙的皮膚和胖乎乎的身體，怎麼看都像是一隻可愛的大白熊。每次都惹得妻子竊笑不已。
春秋時節，一家人奔往香山、櫻桃溝、頤和園，比賽爬山，盡揀沒路的地方走。這裏人少，野山坡的味道很濃，遍地有各種各樣的野花和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