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晚年1

人生是短促的,這句話應該促醒每一個人去進行一切他所想做的事。雖然勤勉不能保證一定成功,死亡可能摧折欣欣向榮的事業,但那些功業未遂的人,至少已有參加行伍的光榮,即使他未獲勝,卻也算戰鬥過。

第一次重病住院

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一個秋日的黃昏。鄧稼先和妻子許鹿希並肩而坐,享受著難得的悠閑和恬靜。

在北京開會的鄧稼先有點空隙,他們想來此看看菊展。待他們匆匆趕來,菊展已結束了,他們便登上了萬壽山頂。晚風習習,人聲漸遠,喧囂的園林在暮色中歸於寧靜。

鄧稼先輕聲對妻子說:“多恬淡!多舒服!一生這麼過多好!”

鄧稼先似乎是在感歎命運和自己開了個玩笑,使他終生忙碌不得閑暇,又似乎是在向妻子致以歉意,他給她的實在是太少了。

1985年7月31日,鄧稼先回北京召開有關高技術的會議,他高興地對妻子說:“希希,好消息呀,又一項重大課程被我們攻克了。”

“你的肝怎麼樣了?”

“我覺得沒有問題,就是大便困難,肛門痛得坐不下來。”

“檢查過沒有?”

“還沒有?”

“那還等什麼,還不快去檢查。”

許鹿希忙催著鄧稼先去做檢查,他原想到醫院要一點潤腸藥就回來,因為會議很緊張,沒想到經過仔細檢查後,醫生嚴肅地問他:“為什麼現在才來?”

“為什麼現在才來?”

說實話這個問題鄧稼先還從沒有想過,他知道九院職工在近幾年來有過幾次體檢,但他一次也沒有檢查過,漏掉了。

鄧稼先為了我國核武器事業新突破而無暇分身,他的日程實在排得太滿了,他這個人仿佛早已不屬於他自己了。

九院每次體檢時,鄧稼先不是到羅布泊去了就是到其它基地去了。有時一個月從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國土兩趟,忙得喘不過氣來,哪兒還顧得上體檢。

作為一個科學家、一個組織領導者,鄧稼先要殫精竭慮於事業,他要體貼入微於同事、下屬……他哪有時間關心他自己呢?

鄧稼先過去曾經擔心過的一些病狀在這次檢查時並沒有惡化,而他不在意的部位問題倒來了。

“辦理住院手續吧,立即住院。”醫生的態度很和藹,但是語氣卻十分堅定。

“不行呀,我在開一個很重要的會議,由我主持,不能缺席啊,能不能不住院?”鄧稼先請求醫生說。

“這裏不是會議室,這是醫院。”

醫生的態度很堅決,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鄧稼先立即明白了疾病的嚴重性,他不再拒絕醫生的好意,他接過了住院證,警衛員幫他辦理了住院手續。

其實,鄧稼先心中早知道這一天會到來,但來得這麼快,這樣悄無聲息,卻是他所萬萬沒有想到的。

1985年8月6日,活體取材檢查手術做完了。醫生剛出手術室的門,張愛萍就焦急地問道:“活體檢查怎麼樣?癌是不是擴散了?”

“這個,活體檢查的結果,按常規要在一周之後才能知道結果。”醫生這樣回答。

“不行,我就坐在這裏等著,你們盡快拿出化驗結果來。”張愛萍急了,硬是坐在那裏等著不走。

半小時後,冰凍切片的結果來了,確診鄧稼先患的是直腸癌。

8月10日,鄧稼先做第一次手術,清掃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清晨,張愛萍來到了301醫院,九院和核工業部的領導也都來了。國防科工委、核試驗研究的各個單位的同誌都牽掛著鄧稼先的病情。

許鹿希的眼裏噙著淚水,她自己就是醫科大學的教授,她當然清楚癌症的嚴重性,一個受到輻射嚴重傷害的老年人的身體對癌症的抵抗能力她更清楚。

但是許鹿希對此卻無能為力,她隻能默默守候在手術室外麵,盼望著連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

牆上的時鍾一下一下地擺動,讓所有守候著的人心中都一跳一跳的,大家都感到時間過得太慢了。

大家心裏都在猜測著各種可能的結果,他們盼望著手術室門打開,盼望著好消息。可是心裏有時也情不自禁地往壞處想,他們想用這種辦法來加強對萬一出現的不好消息的承受力。

手術過程是順利的,但這畢竟是人們談虎色變的癌症。能否得救治的關鍵在於癌瘤細胞擴散程度,手術有沒有切淨癌細胞和身體的抵抗力是否經得起術後的放療化療。

手術後的病理診斷是:“腫瘤的病理性質是惡性程度較大的低分化、浸潤性腺癌,直腸旁淋巴結七個,全部有癌轉移……癌症屬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結及周圍組織轉移,預後不良。”

鄧稼先醒來之後,張愛萍對他說:“老鄧,你有什麼要求,盡管向組織上提出來。”

“沒有,組織上不要再為我的事情麻煩了。不要再給國家增添不必要的浪費了。”

鄧稼先的話是那麼的恬淡,仿佛就是從他心中說出來的一般,讓在場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眼淚。

樸實無華的共產黨員

有關領導同誌三番五次專門開會,研究給鄧稼先治病的問題。他被安排進了位於北京西郊的解放軍總醫院,組織上為他安排了一間高級病房。

理智告訴鄧稼先心中要做最壞的準備,畢竟他是一個受過輻射嚴重傷害、現在體內尚殘留放射性物質、抵抗力低下的病人,死亡,隻是遲早的問題。

但情感又驅使著鄧稼先盼望著康複,這並非他貪生怕死,而是他太關心工作,世界核大國正在緊密地進行第三代核武器的更新換代,而我國卻還在剛剛起步階段,有太多的事情等待他去解決。

過去很多危險和難關都闖過來了,現代醫學這麼相當發達,什麼領域都可能有奇跡出現,鄧稼先期望著自己能有好運。

醫院成立了治療小組,給鄧稼先安排特殊夥食。當鄧稼先得知自己吃的是特殊夥食時,就再也不肯動那飯菜了。

鄧稼先深情地說:“這麼貴的夥食,我不忍心吃!”

普普通通的一句話,卻讓服侍他的護士感動地落下了眼淚。

多少年來,鄧稼先都是那麼克己奉公、潔身自好。在研究院裏,他常常因工作太忙而錯過了食堂開飯時間,為了不打擾準備下班的炊事員,他寧肯自己吃幾塊餅幹,喝一杯水,湊合一頓。

有一次在試驗場地,零時前夜,鄧稼先在帳篷裏緊張地思考一些至關重要的技術問題而忘了吃飯,細心的炊事員燒了碗鮮湯給他端去,他卻問:“大家都有嗎?”

“都有了,鄧老,您就快吃吧。”炊事員心中感到好笑,這都什麼時候了,早就過了開飯時間,除了鄧稼先還有誰會沒吃飯呢?

聽說都吃過了,鄧稼先才一飲而盡。

又有一次,在北京開完會後又看電影,夜深了,鄧稼先便叫兒子用自行車馱他回家。還有一次他去看住院的妻子,回家時下起了大雨,鄧稼先寧願淋雨擠公共汽車,也沒向辦事處要車。

因為鄧稼先總認為,這是自己的私事。即使是公事,他也盡量自己擠公共汽車。從試驗基地、從研究院回北京後,鄧稼先總是買張公共汽車票回家。在北京城裏辦事,也常常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樣擠車、等車。

鄧稼先就是這麼個人,自己為國家、為科研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卻盡量回避那些使他不同於常人的酬報。

鄧稼先經常講:

一不為名,二不為利,但工作目標要奔世界先進水平。

鄧稼先從事核武器研究這些年,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和探索性研究工作都是他親自參與、把關、最後拍板的,很多方案是他親筆寫的,而他卻沒有署上自己的名字。

在一些史料文章被送去征求他的意見時,他不是把自己名下的“重要貢獻”刪去,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劃到一串名字的最後。這是鄧稼先的品德,也是國防科研戰線上許多科學家共同的品德。

鄧稼先還很計較別人對他的稱呼。

1982年,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後,有一天,一位老部下見了他,顯得有些拘束,叫了他一聲“鄧院長”。

鄧稼先這位院長卻不樂意聽到這個“尊稱”,他問道:“你這家夥,以前怎麼叫我的?”

他非要那位同誌改口,還是叫他“老鄧”。

鄧稼先說:“我就喜歡你們叫我老鄧。”

的確,研究院同誌,在非正式場合,都叫他“老鄧”。鄧稼先和研究院的同事之間能夠打成一片,與他為人處世的方式是分不開的。

手術後,醫生給鄧稼先在下腹部的左側做了一個人造肛門,生活很不方便,坐下時必須墊個橡皮圈。喜愛自在過日子的鄧稼先對這個東西討厭極了,但他毫無辦法,這是他為了事業在生命最後階段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即便是這樣,鄧稼先也盡量自理瑣事,不麻煩其他同誌。一天深夜,他掙紮著爬到床沿,用腳在地上找拖鞋。

公務員被他細微的聲音驚醒了,猛地坐了起來,鄧稼先卻不安地說:“你睡吧,我沒關係。”

等小公務員睡了,鄧稼先吃力地挪到衛生間……

手術後不久的鄧稼先隻能在病床上靜臥,一位慣於思考的科學家,靜臥隻能使他腦子轉得更快一些。

鄧稼先首先想到的是抓緊這段住院的空閑時間做點什麼事。幾十年來,所有的空閑都是他忙中偷來的。現在這樣大段的空閑時間突然來到了,怎麼安排?

鄧稼先想寫書。在此之前,他已經動筆,寫的是理論,他對作為原子核理論工具的理論特別感興趣,如果不是被成堆的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一作為原子核理論工具的著作會早已完成。

即使這麼忙,他還是擠時間寫了好幾萬字,雖然還不到兩章,總算是開了個頭。是不是利用住院的時間把這本書寫出來呢?

但鄧稼先轉念一想,現在工作那麼多,有好幾個掛在心上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不能先寫書,等身體稍好一點的時候就要把幾位老夥計找到醫院來,先解決這放心不下的事。有時候身體不舒服,他的思緒又爬上了另外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