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生活
沒有變化的生活，就像織布機上的經緯，一匹一匹的歲月都織出來了，而花色卻是一個樣子的單調。——達爾文晚年生活世界名人成功之路達爾文對子女作科學觀察
達爾文把他的子女當成了科學觀察的對象，一出生就開始詳細地觀察和記錄他們的一舉一動，從中搜集證據用來證明人類的情感與動物並無本質區別，必定是經過進化而來，而不是上帝創造的。
1839年1月，30歲的達爾文與大他一歲的表姐愛瑪結婚。結婚當年年底，達爾文夫婦有了第一個兒子。此後一直到愛瑪48歲，他們共生下了十個子女。其中有三個夭折：二女兒瑪麗僅活了三個星期，小兒子查爾斯在兩歲時死於猩紅熱，大女兒安妮在10歲時死於肺結核。
在達爾文的時代，兒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當時的英國，大約五分之一的嬰兒沒能活到一歲。即使是11歲至15歲的兒童，死亡率也高達千分之五。
猩紅熱在當時對兒童是一種能夠致命的常見傳染病，達爾文的朋友、後來被稱為“達爾文的鬥犬”的托馬斯·赫胥黎也有一個兒子3歲時死於猩紅熱。
至於肺結核，在當時更是醫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盡管近親結婚是不科學的，但客觀地看待達爾文當時的情況卻是這樣的：既沒有給達爾文的子女帶來更高的夭折率，也沒有影響到他們的身心健康。
沒有夭折的兩個女兒和五個兒子都很長壽，平均年齡達到80歲。
大兒子是銀行家，二兒子是數學家、劍橋大學教授，三兒子是植物學家、劍橋大學教授，四兒子是工程師、皇家地理學會會長，五兒子是科學儀器設計者、劍橋市長和皇家學會會員，可謂個個學有所成。這一客觀現象，也許是整個自然界並不多見的特例吧！
在達爾文看來，孩子的夭折也是一個自然事件，並非上帝的安排。他相信，醫學也許有一天會發現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療方法，但是宗教對此毫無用處。
達爾文的妻子埃瑪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麵對孩子的死亡，特別是她和達爾文最寵愛的大女兒安妮死亡，她和當時的多數人一樣，從宗教信仰中尋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後與她在天堂上再見。
但是，埃瑪無法明白上帝把安妮從她身邊奪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遺物，放在一個書箱中。它們至今還在達爾文後人的手中。
達爾文學生時代銅像達爾文此前已向埃瑪明確表示過，雖然他曾經是劍橋神學院的學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細推敲過基督教的教義，發現沒有證據和理由能夠讓他接受基督教。
達爾文雖然不相信基督教，但他還是堅持和埃瑪、子女們一起上教堂參加禮拜儀式。在安妮死後，達爾文徹底地告別了基督教，不再參加禮拜儀式。
每到星期天，達爾文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則留在外麵等他們。安慰他的，隻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憶。在安妮死後一周，他寫下了一篇安妮回憶錄。
安妮究竟得了什麼病，當時並無明確的記載，其死因也隻簡單地寫著“發燒”。但是從其發病過程和症狀看，現在一般認為安妮得的是肺結核。在當時，沒有任何藥物可以真正治療肺結核。
實際上，當時對絕大部分疾病都沒有真正有效的藥物，流行的藥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屬，或者是鴉片之類的毒品，不僅不能治病，反而能對身體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在安妮患病後，達爾文根據一位名醫的建議，每天對安妮進行“水療”，例如用濕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五分鍾。
在家中治療無效後，達爾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醫的療養院，在其指導下進行水療。
孩子是父母能夠得到的最好禮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給父母帶來了最大的痛苦。
一個月後，安妮就死在了那裏。在安妮生命的最後幾天，達爾文日夜陪伴在她身邊，每天寫信向因懷孕留在家中的埃瑪彙報情況，留下了詳細的記錄，讀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於1851年。當時醫學界對肺結核的病因一無所知，有的認為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認為它是一種遺傳病，這讓經常患病的達爾文更感到內疚。肺結核也是達爾文時代的人們所難以想象的。
事實上，當時整個醫學界對傳染病的病因都一無所知。26年後，德國醫生科赫發現炭疽杆菌，首次證明傳染病是病菌引起的。直至1944年鏈黴素的出現，才有了真正能夠治愈結核病的藥物。
達爾文遠航考察回來後，過著一種獨立的科學家的生活。能夠單獨在家裏工作，這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僅極少數人有幸得以過這種生活。
達爾文鍾愛妻女，但把她們當小孩子一樣看待，碗櫥和其它存儲處的鑰匙都鎖在抽屜裏，達爾文拿著抽屜的鑰匙，埃瑪每次要開抽屜都得向他要鑰匙。
達爾文把婚後的家變成了一個實驗室，他在唐恩莊園的花園中做實驗，並盡一切可能觀察當地的動物區，連貓和狗成了他家庭的一部分。
1839年至1856年間，這個家庭中一直有學齡以下的兒童。他們是達爾文自己的孩子，自然也就成為他進行科學觀察的最好對象了。坦然麵對生命結束
1881年7月，達爾文從烏爾蘇奧捷爾回來後，給華萊士寫信說：
我不能散步，我很累，即使觀賞風景也是如此，我也不知該如何用剩餘的時間。我想，我祝所有的人都美滿幸福，雖然生活對我來說已變得很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