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養生，又稱攝生。關於攝生的含義，老子的解釋是：“攝，養也”，就是指護養身體，保全性命的意思。四時養生，顧名思義，就是順應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時季節變化，通過護養調攝的方法，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
作為祖國傳統養生學的一塊瑰寶，四時養生的理論源遠流長。西周時期，《周禮》就對四時與疾病的關係有了認識，《禮記》中“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成”，明確提出調理飲食要與四時相應。春秋戰國時期，著名養生家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學觀，並由此產生“順應自然”的養生學觀點，為四時養生奠定了理論基礎。《呂氏春秋》對順應四時氣候的變化而養生有了較為明確的論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使，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年壽得長之意為“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指的是人能盡其壽而頤享天年。
《黃帝內經》集四時養生理論之大成，提出了“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這一重要觀點，總結出春“養生”、夏“養長”、秋“養收”、冬“養藏”的四時養生規律，並從形體活動、精神調攝等方麵進行了具體的論述。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提出春季應“夜臥早起，廣步於庭，披發緩形，以使誌生”；夏季應“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誌無怒”；秋季應“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誌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誌，使肺氣清”；冬季應“早臥晚起，必待目光，使誌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這些論述對後世的四時養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唐時期，出現了許多傑出的養生家，如華佗、陶弘景、孫思邈、陳希夷等。他們對四季養生的理論都有精辟的論述，並提出了許多更為具體的四時養生方法。如華佗《中藏經》提出：“陰陽盛衰，各在其時，更始更末，無有休止，人能從之亦智也”的觀點，並創製五禽戲鍛煉法；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更記載了多種食養、藥養和術養的具體方法；唐末道士陳希夷編創的二十四氣導引坐功，功理源於四季陰陽變化，五行配屬學說，功法按一年二十四節氣的更替而編排，深合“天人合一”之理，此套功法至明清時期仍頗為流行，許多養生著作均有收載。
宋元時期，湧現了金元四大名醫和陳直、鄒鉉、丘處機、王矽等許多養生學家，著有《養老奉親書》、《攝生消息論》、《泰定養生主論》等大批養生專著，繼承和發展了《黃帝內經》四時養生的思想，使四季養生的理論和方法日臻完善，尤其是在食療和藥療方麵成就更為顯著。如宋代陳直所著《養老奉親書》收食養食療方162首，指出“四時皆以胃氣為本”，明確提出了飲食在四時陰陽變化中對人的調節養護作用：“一身之中，陰陽運用，五行相生，莫不由於飲食也”。他的論述推動了四時食養的普及和發展。
明清時期，是四時養生的鼎盛時期，在理論上和方法上都得到了很大發展。萬全的《養生四要》，高濂的《遵生八箋》，龔廷賢的《壽世保元》，曹庭棟等《老老恒言》等，比較詳盡地總結了四時養生經驗和成就，不僅理論上有所創新，而且對推動養生學的普及，促進人們的健康長壽起到了很大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醫養生學煥發了新的生機，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時間生物學研究的深入，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方法，對四時養生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探索，取得的成就世人矚目。
今天，人類社會剛剛邁進嶄新的21世紀，與上世紀相比，社會節奏加快，工作效率更高，生活舒適安逸，但隨之而來的環境汙染、心理壓力和“現代病”增多等諸多，問題為祖國傳統養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數千年的文獻積累和養生實踐，其理論和方法將為進一步提高人類生存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