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苟驊:“責任中國”要建立可持續動力源(1 / 2)

文- 見習記者 羅苑

2015年,“責任中國”公益盛典進入第十一個年頭。這個由媒體人張羅的公益大獎既聚焦一個個鮮活的公益行動,更關注其背後深層次的人文情懷和社會影響力。

在這個有風向標意義的大獎中,媒體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在資深媒體人、南都報係副總裁、《中國財富》雜誌總編輯、責任中國?公益盛典評委苟驊看來,中國媒體近些年在經曆了公益報道者、公益實踐者等不同階段多角色嚐試後,應該逐步回歸媒體本位了,“也就是要致力對公益本身的價值倡導、公益組織的社會表現等,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第三方評價體係。”

把價值追求付諸行動

中國財富:業界有人說,北有“安平中國”,南有“責任中國”,你怎麼看待這兩個在全國影響巨大的公益獎項?

苟驊:我是安平獎的終審評委,當然也參與責任中國的評獎工作。安平獎的評選主要是針對公益方麵的新聞作品,是在評價公益報道的出品,側重的是公益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而責任中國側重評價的是公益本身,包括公益項目、公益行動等。但是這兩個獎項在價值取向等方麵是誌同道合的,大方向上都是朝著推動公益本身的公開透明和可持續性去努力的。

中國財富:作為責任中國主辦方代表,你個人更傾向於選擇哪一類公益項目,或者說是基於什麼樣的標準進行考量?

苟驊:“責任中國”的價值取向強調的是行動力,即“公民在行動”。所以我覺得這個大獎的評選,不僅要在價值觀上符合人類和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方向,比如,政治上追求民主化,經濟上追求市場化和自由化,文化上追求多元化。另一方麵,更要突顯其行動力,這個項目或者行動一定是在哪怕隻是某個細小的方麵,或者給某一領域、某一群體帶來了改變,重要的是行動並且能改變一些東西,這是我個人最看重的,也是公益最重要的存在——即把我們的價值追求付諸行動。

中國財富:在公益行動的推進過程中,如何確保項目的可持續運轉,這是很多評委所關注的,你對此有什麼建議嗎?

苟驊:從價值倡導到付諸行動,這是我們談公益的可持續性的兩個不同層次,也就是說公益的可持續性主要分為觀念上的可持續和項目本身運轉的可持續性。觀念上的可持續性是公益項目可持續性運轉的前提條件,也決定了公益項目的生命力。很多公益項目在實際運作中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它們的階段性使命。比如說鄧飛的免費午餐,當時主要通過微博等自媒體進行社會動員,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和改變。此後,很多地方政府開始介入並且推出了配套政策措施。這時,公益行動可能要開始逐步退出這個曆史舞台,也算是完成了階段性的使命,但公益行動所倡導的價值理念仍生生不息,還會有更多人通過更多元的公益項目一棒一棒地接力下去。

媒體應該回歸本位

中國財富:責任中國已經辦成一個跨界聯合的傳媒公益大獎,你怎麼看待主辦媒體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應該扮演的角色?

苟驊:媒體原本是一個公共傳播平台,發揮媒介的連結作用,是政府、企業或者NGO之間的一個橋梁。但媒體也會有它的階段性使命,比如,郭美美事件爆發時,一下子就把紅十字會這種官辦慈善機構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撕開了一道裂縫,整個社會開始批判、揭露官辦慈善官僚化、不透明等問題,這些官辦慈善組織公信力喪失,讓全社會的公益熱情就像兜頭被潑了一盆冷水,捐款量直線下降。

因為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原來主要是由官方主導,這使得民間公益組織發展極其滯後。這個時候,誰來承載、重塑公益這個平台,繼續推動公益往前發展呢?

這個時候,媒體意外成為了公益最重要的承載平台,你會看到,不僅是媒體人個體通過自媒體參與公益,很多大眾媒體也開始主動介入公益,包括南都報係,我們當時就打造自己的公益全媒體平台,也成立了四五個公益民非機構。可以說,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斷崖期,媒體很好地承接並推動了中國公益慈善由官辦為主向民間主導的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