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去杠杆化”
大約在1/4世紀之前的1989年夏，日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做出大膽預測，“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不折不扣的勝利……是西方社會的真正勝利”，並宣稱“人類意識形態進化史的終點”就是“西方自由民主製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時過境遷，如今的世界卻儼然呈現出不同的局麵。“經濟自由主義”完全成為有色標簽，而中國等地的支持者對西方民主製度公開表示不屑。西方社會發展停滯、舉步不前，這種停滯還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據世界銀行估計，2012年歐洲經濟將出現緊縮，美國僅能實現2%的經濟增長，可中國的增速則可高達美國的4倍之多，印度也將高出美國3倍以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會在2016年趕超美國[1]。在1989年投資西方的人們遭到了嚴懲（他們自2000年起就一無所獲），而在西方以外地區的投資回報則相當豐厚。這一“大分流”要比福山大膽預測共產主義的倒台還要令人瞠目。福山著書之際，世界經濟的重心還穩穩地落在北大西洋地區。而如今，它已然超越了歐亞分界線烏拉爾山脈。到2025年，世界經濟重心將位於哈薩克斯坦以北，這幾乎與公元1500年時崛起之前的西方處於同一緯度。
最近，關於西方社會經濟放緩的原因，有種“去杠杆化”的說法頗為流行——這就是痛苦的減債過程（即所謂的資產負債表修複）。毋庸置疑，如今西方社會的債務規模幾乎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在美國曆史上，公債私債的總和超過GDP 250%的情況是第二次出現。麥肯錫全球學會經過對50個國家的研究，確定自1930年以來有45例去杠杆化的重大案例，其中僅有8例的初始債務與GDP的比超過250%。如今，這種情況卻不是美國所獨有，在（包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內的）所有主要英語國家，在（包括德國在內的）所有主要歐洲國家，甚至在日本和韓國，這種情況都赫然存在。去杠杆化的產生是由於認為房地產價格會不斷攀升而盲目跟風，導致現在家庭和銀行都迫切需要減輕債務。但是由於大家都希望減少開支，增加存款，導致總需求無以為繼。為防止出現致命的債務緊縮，政府和中央銀行紛紛拿出各自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這在和平時期史無前例。公共部門赤字確實對緩解經濟收縮有所裨益，但是將過度的私人債務危機轉化為過度的公共債務危機，這又是一著險棋。同理，中央銀行在擴大其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貨幣基數）以防出現大規模銀行倒閉，但現在通貨再膨脹和經濟增長方麵卻出現了收益遞減。
除去杠杆化之外還有更多的問題。值得大家深思的是，美國經濟自2009年6月起的3年以來創造了240萬個就業崗位，同期，卻有330萬工人領取了傷殘福利。處於工作年齡段的美國人領取傷殘保險的比例在1990年還不足3%，現在卻高達6%。真實的失業情況得以掩飾，並且被永久性地改頭換麵，這種手法想必歐洲人都分外熟悉。健全人被歸為傷殘人士並從此不再工作，而他們也就真的不再去工作了。以往，每年約有3%的美國人口會向其他州遷移，通常是去尋找工作機會。而自2007年的金融危機開始以來，這一數字降低了一半，而且還伴隨著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不同的是，過去30年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劇，如今的“輕度危機”對減小這種不平等幾乎無所作為。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收入份額從1970年的9%增至2007年的24%，在之後的3年經濟危機中，這一數字下跌了不足4個百分點。
不能將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去杠杆化。在美國，就全球化、技術變革、教育和財政政策正在進行著廣泛討論。保守派人士傾向於強調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作用，認為這是變革不可動搖的驅動力，並通過“離岸外包”或自動化技術削減低技能勞動力崗位。自由派人士則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劇歸咎於對公共教育投資不足，並認為共和黨推出的有利於富人階層的降低稅收措施對此也有貢獻。但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還有其他方麵的因素在發揮著作用。在當今美國的政治論戰中，大家隻顧一味地在彼此間狹隘地相互指責，卻忽視了這些真正重要的因素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