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卻笑群兒薄心膽，瑟縮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強，雖有艱厄無愁猜。
我今高臥舒兩膝，深簷大棟何恢恢！
白日鼾聲答雷雨，殘滴初歇清夢回。
甘眠美食豈非慶，又聞逸樂生禍胎。
數君健強齒尚未，正可磨煉筋與骨。
曾國藩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揉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展；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他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複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麵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氏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已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製”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隻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十一、自勝之力甚強，方能成大事
自勝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夠克服困難、承受打擊的基本素質。曾國藩通過閱讀古代典籍，認為能夠承受壓力、承受打擊，即自勝之力甚強，是成大事者必備要義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壓力和困難的潛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壓力和困難，就是識別一個人能否勝任做大事的標準之一。曾國藩晚年回憶說：平生受盡屈辱和謾罵，但矢誌不移。後人評價曾國藩“堅忍成功”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
梁啟超就說過：凡古來能成大事的人，其自治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強的。歐美各國的人不必議論，古代的人不必議論，就說最近之人吧。曾國藩自少年始就有吸煙和晚起的毛病，後來決心改掉這個毛病。開始時毛病很頑固，很難改掉。曾國藩視之如大敵，決心徹底克服才肯罷休。曾國藩以後能率湘軍攻克盤踞金陵十餘年的太平軍，與他能改掉十餘年的陋習是同一種精神的作用。曾國藩在軍隊，每天必寫日記，讀書數頁，下圍棋一局，終身如此。一般人認為，這難道不是區區小節，無關大體麼?可是他們不知道克製有節，行之有恒，實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於觀察別人者，從這裏就可看到一個人修道的功力。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麵對別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譏諷、嘲笑、輕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咬牙立誌、徐圖自強。
1854年，曾國藩在決計會戰湘潭時，太平天國的聲勢已頗盛，以南京為中心，武漢、鎮江、揚州等重鎮，都掌握在太平軍的手裏，清朝政府在這一地區內幾乎沒有任何力量組織反抗了，而東征太平軍的曾國藩也接連失利。決戰湘潭對於交戰雙方來說，都攸關大局。曾國藩認為：“湘潭與靖港之賊互為首尾，倘不及早撲滅，不獨省城孤注難以圖存，衡、永、郴、桂及兩粵匪黨，聞風響應，東南大局不堪設想。”確實，太平軍若能取得湘潭之戰的勝利，便能攻取長沙，控製湖南，從而在湖南和兩廣農民起義軍的響應下，迅速南下，控製兩廣、閩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國政權隻有在真正實現了劃江而治的條件下，才具備發動北伐的可靠基地，奪取全國政權才有可能。對湘軍來說，湖南是湘軍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著湘軍的兵餉來源有保證；一旦失去湖南，猶如魚離開水一樣，就會因幹枯而消亡。
曾國藩認識到了湘潭戰場的重要性，急派悍將塔齊布率軍開赴湘潭，又調水師總統褚汝航協助陸師擺開了與太平天國生死搏鬥的架勢。這樣在湘潭戰場上，湘軍的兵力占了優勢，加上太平軍主帥林紹璋本人忠厚有餘，但“無大本領”，指揮不當，致使戰線過長，兵力分散，使太平軍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局麵。
湘潭之戰，太平軍遭到前所未有的慘敗，清廷特別強調這一勝利的影響：“自粵逆稱亂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經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殺賊誌矣。”
湘潭之戰的勝利，改變了對曾國藩黑雲壓境的形勢。曾國藩募勇成軍的作法，也得到了鹹豐帝的支持。湘潭全勝、靖港大敗，由駱秉章、鮑起豹（湖南提督）和曾國藩會奏經過，請獎勵立功將士，而曾國藩則單上一折，痛陳自己的失誤，奏折的最後他沉痛萬分、深切自疚地說：“臣整軍東下，本思疾驅出境，乃該逆（太平軍的林紹彰）大舉南犯，臣師屢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麵賊氛，不能迅掃，大負聖主盼望殷切之意，請將臣交部從重治罪。”對於曾國藩的自罪自責的一片赤城，鹹豐帝並未理解，甩手便是一巴掌，使曾國藩好不傷心。鹹豐帝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耶？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一責問之罪？殊覺可笑！想汝是時心操如懸旌，漫無定見也。”真是嬉笑怒罵，無所不至！曾國藩於是被革去了禮部侍郎之職，“責成其戴罪剿賊”。
隨後，鹹豐皇帝又以株守長沙不主動迎戰之罪名，將湖南提督鮑起豹革職，任命雲南騰越鎮總兵常存為提督，在其未到任前，由塔齊布暫署。兩個月後，駱秉承參奏常存在長沙守城時，畏葸逃避，改授塔齊布為湖南提督。至此，湘軍在與湖南大吏的長期爭鬥中取得了重大勝利，從此在湖南便站穩了腳根。
在這種艱難的境遇下，曾國藩回到長沙以後，咬牙立誌徐圖自強，他認真總結了嶽州、靖港二次戰爭的慘痛經驗教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點，為湘軍日後出外作戰積累了經驗。在曾國藩看來，湘軍各營在幾次戰鬥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弱點，其政治原因是功罪不分，賞罰不明；其組織原因是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對湘軍進行了整編。據查，湘軍嶽州大敗，敢於同太平軍進行抵抗的，隻有彭玉麟一營；湘潭之戰，浴血奮戰的隻有塔齊布兩營、楊載福兩營。曾國藩根據兵貴精而不貴多的原則，依據勇於戰鬥的條件，決定士兵的去留。他從明賞罰、嚴軍紀做起，凡潰散之營便不再收集，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經過這番整頓和裁撤，留下的僅有水陸兩部五千人。其弟曾國葆也在被裁之列，這對曾國葆的打擊很大，多少年後還一直深居簡出，拒見賓客。同時決定將王鑫留在湖南。命羅澤南跟隨其出征。令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增募新勇，使湘軍人數又擴至一萬餘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支，與此同時，除湘軍本身的擴充以外，將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調了登州鎮總兵陳輝龍所率的船隊和廣西候補道員李孟群統率的船隊，共計一千餘人。
經過長沙整軍以後，湘軍能戰能守，這與曾國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點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曾國藩在以後的家信中，提及此事時寫到：“然困心橫慮，正是磨煉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嚐謂餘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生平咬牙立誌之訣，……嶽州之敗，靖港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說，咬定牙根，徐圖自強而矣。”
十二、目標遠大與考慮細密缺一不可
曾國藩善於體察人情世故，他認為人常有兩種積習：或者好高騖遠，眼高手低，這種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願做。他形象地稱這種人其實是瞽者，即看不到方向的人。還有一種人整日陷於瑣事中，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缺乏遠見卓識。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遠大與考慮細密二者缺一不可”的處世韜略。沒有遠大的目標，就會迷失方向，但必須按目標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國藩在給他弟弟的信中曾說：“古代能辦成大事的人有二條，目光遠大和考慮細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慮細密方麵，精力比我強。軍隊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應該另立一冊，親自登記，交待給一個可靠的人。古人用鎧甲武裝的鮮明作用，具有威震敵人顯示威風的重要性，常可取勝。劉峙衡對於火器經常維修保養，對刀矛就全不講究。我曾經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購白蠟杆子，又置辦腰刀，分別賞給各將領和頭目，他們很是喜愛和重視。弟一定留心這件事，這也是綜合治理的一項內容。至於規模宜大，弟也是講求要達到的。但講究闊大的人最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顢頇，毫無條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麼可寶貴的？等級不亂，可以長久，器量宏大，就沒有流弊的了。”
就軍事來說，軍事計劃最好是規模遠大；整理軍營內務最好是綜理細密。不但要從“大處著眼”，還必須從“小處下手”。他曾經說治軍應當“認真對待小事”，意義就在這裏。他還說：“治軍必須腳踏實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給吳竹如的信中，曾國藩也說：“近年在軍隊裏的經驗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應當從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強調說：‘首先立下大誌向的人’，如果不輔之以朱子所說的‘銖積寸累’的功夫，那麼下梢就會完全沒有把握。所以國藩治軍，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說教，專在粗淺纖悉處下功夫。雖然遵守這一條不會取得大的功效，但從自己鈍拙考慮，那麼還像遵守約法那樣去做。”
曾國藩在軍事調度方麵，常從大處著眼。他對於軍事計劃，雖然講究規模遠大，但仍然以穩妥可行為主，不致於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貨色。如他在給左宗棠的回信中說：“我們凡是進行軍事調度，都要考慮我們的力量夠不夠，同時也要考慮我們的智慧夠不夠。”
在給李元度的回信中說：“對於大的調度，在危急的情況下，特別要注意保住全軍的士氣為主。孤軍無援，糧食和物資都供應不上，奔波疲憊，都會造成散亂，這是必然導致失敗的道理。”
正因為曾國藩“規模遠大”，他率先設立水師，並堅守長江中遊，與太平軍打陣地戰，寸土不讓，寸土必爭。也正因為如此，他敢於拒聖旨，不派鮑超入援京師，因為鮑軍一撤，對太平軍的多年持久戰可能流於失敗。這些都是大的方麵。從綜理密微而言，曾國藩做得更多，幕僚們讚歎他細微，任何小事都瞞不過他。
成就大事，須宏闊與細微兼有，也即要有遠大規劃，又要從具體事做起，這一點對毛澤東影響頗大。
在《講堂錄》中有這樣的話：“夫善，積而成者也。是故萬裏之程，一步所積；千尺之帛，一絲所積。差一步，不能謂之萬裏；差一絲，不能謂之千尺。朱子學問，銖積寸累而得之，苟為不蓄，則終不得矣。”這段話，便出自曾國藩《雜著·筆記二十七則》中《克勤小物》條。原文是：“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丈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為有用之物。朱子謂為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