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國藩方略（下）
·卷六·
境遇應對秘訣
人生在世，時空在變，世態也在變，因此人們一定都經曆過或經曆著各種各樣的境遇，而每一種境遇的抉擇，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以後的命運。後人總結曾國藩“一生三變”，每一次大的方略調整都使他保存、壯大了自己。這裏提煉出曾國藩十五種應對境遇的秘訣。
一、危急之際，隻有自己靠得住
人不是孤立的個體存在，患難之際當然需要他人幫助。但王牌要掌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難之際，全仰仗別人，那後果可能十分危險。這是曾國藩通過血的教訓悟出的道理。
1862年5月，曾國藩率軍在天京城南門外的雨花台紮下營寨。
曾國荃和他的心腹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劉連捷、彭毓橘、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國的叛將韋俊的帶領下，察看了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溝高壘，城圍遼遠，以他的兩萬人馬想要攻取這座名城，簡直是白日做夢。他雖攻至城下，卻不敢輕舉妄動，更深怕城內的太平軍和蘇福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動，將他們殲滅掉。所以，他一麵督促湘軍在雨花台一帶修築工事，作長期戰爭準備；一麵派人投書，催促各路人馬盡快會師城下。
然而，曾國荃等了多日，也不見別路人馬到來。先是李續宜的北路軍由鎮江剛要出師，忽接父喪凶信，匆匆回家奔喪，其部將唐訓方遠在皖北，聞訊南援，結果被太平軍阻於壽州。鮑超由寧國北進，遇太平軍楊輔清等部，展開血戰，亦難達天京。這時，可援之軍隻有多隆阿一路。
曾國藩接到雨花台寄來的加急求救文書，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後，開始還有軍事行動：攻陷廬州，準備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動，拒赴合軍天京之約。曾國藩再三懇請赴援，多不為所動。這時，有一股四川農民起義軍入陝，多隆阿部將雷正綰已入陝阻擊。多隆阿與湖廣總督官文密約，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隊入陝，皇帝居然準奏。多隆阿與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興，因為久與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願湘軍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軍西去，曾國藩萬分驚慌，派人飛馬送信給官文，讓他追回多隆阿，仍讓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說：“聞入秦之賊人數不滿三千”，有雷正綰一軍以足敵，而“江南賊數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請將去之不遠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卻置曾氏兄弟的求援於不顧，使曾國荃的雨花台之師成了孤軍。通過這件事，曾國藩似乎發現了人性的弱點，也印證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時不能靠別人的道理。
曾國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說：
都將軍派四個營的兵來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時刻，隻有自己靠得住，而別人都不可靠。靠別人防守，恐怕臨戰時會先亂；靠別人戰鬥，恐怕會猛進而速退。幸虧這四個營人數不多，或許不至擾亂弟弟你那裏的全局。否則，這部分軍隊另有一種風氣，一種號令，恐怕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謹慎使用這支隊伍。去年春天，弟弟沒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我很喜歡弟弟的有識之誌。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還說：總之，危急之際，不要靠別人，專靠自己，才是穩著。
在他的弟弟流露了隻有外出求高師為學才能有大成就的想法時，他說：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鄉裏，無師無友，挺然獨立，做第一流人物。這是我所期望於各位弟弟的。昔日婺源的汪雙池老先生一貧如洗，三十歲以前在窯上當人家的雇工畫碗，三十歲以後開始讀書，學習到老，終身不應科舉，終於著書百餘卷，成為本朝代有數的名儒大家。他何曾有什麼師友呢？又何曾走出過鄉裏？我所希望於各位弟弟的，僅此而已，然而又都超不出“立誌有恒”四個字之外去。
曾國藩對人性的弱點確實看得比常人深刻。所以他主張，在危急時刻，一定不要把賭注押在別人手裏，一定要靠自己。哪怕事倍功半也不怕，因為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主動權。
二、身當末世的應對要著
“寧為太平犬，勿做亂世君”，這是說國家處於強盛時，老百姓享受陽光雨露，可以過上幸福生活。相反，社會處於亂世，君不君、臣不臣、民不民。即使身為官宦也諸多苦惱。曾國藩所處的時代還不是完全的亂世，還有希望拯救危機。但他已經深刻認識到清朝的壽命已不會長久。所以他說：盛世創業把基業傳給後世子孫的英雄，要以胸襟坦白胸懷開闊為第一要義；末世匡扶危機拯救國難的英雄，要以心力勞苦為第一要義。
曾國藩有種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盡管晚年他不無愧悔地說：“剿撚”無功之後，即應退隱江湖，但因為有以死相期的許諾，也就在所不辭了。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最能體現這種心境。
曾國藩幼讀儒家經典，立下治國平天下的誌向，如通常儒者一樣，幻想著“三代”之世的出現。做上京官以後，知道“三代”的想法太空洞了，又想著進行一番努力，可望恢複清代前期康雍乾的“太平盛世”。但他沒有料到，“盛世”未再現，卻因政治腐敗，引發了曆史上罕見的規模浩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不尋常的曆史把他推向鎮壓起義的統帥地位，仗一打就是十幾年，使他幼年立下的理想和“太平盛世”的幻想，完全成了泡影。
1868年，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一路上，他目睹大江南北及京畿之地，全是蒼夷一片，大清朝已是風雨飄搖的一隻朽船了。前途暗淡，國運衰微，“中興”之望破滅，使這位“中興”名臣的身心一下子頹萎了。長期與太平軍作戰，“剿撚”無功已弄得他心力交瘁。但那時似乎還有一種潛在的希望和力量支撐著，使他尚能勉為其難。但是，自從北京之行，陛見慈禧等清廷最高人物、回到保定後，似乎他自己也如一枚腐心的蘿卜，“根本顛撲”了。先是眼睛昏暗，視物如隔迷霧，接著是疼痛難忍，吃藥針灸全無作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僅餘微光。後來又得了眩暈之症，耳鳴腦漲，日夜惶惶，無法辦公，隻得具疏請假，皇帝準假，下旨問疾，讓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發生教案，又把他推進民族鬥爭風浪的漩渦之中。
接到去津門查辦教案的諭旨之時，曾國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國藩這次病得很重，他自覺日薄西山，朝不慮夕，甚至連壽木都運到了保定。接旨之後深感教案難辦，怕辦不好一生努力化為灰燼。幕僚勸他以重病難以勝任，請朝廷另簡別人。但曾國藩不肯疏辭，他說：大將不辭刀頭死，豈能因禍福而避趨，還是決定要“力疾受命”。
臨行前，給他二子紀澤、紀鴻留下遺囑數條，書中強調此事絕難措手，或一去無以再返，但斷不肯吝於一死，以違效命之初誓。向他們交待後事，諄諄囑托“以勤儉持德，以孝友持道”。長逝後靈柩返南，謝絕一切，概不許收禮。所留奏稿、古文，絕不許刊刻流布等。
留書之後，曾國藩率領趙烈文、薛福成、吳汝綸幾個幕僚和少許兵弁，冒著七月酷暑，扶病登程。
曾國藩堅持“委曲求全”的策略處理天津教案，引起國人的強烈義憤。當他決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嚴議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傳出之後，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隨之騰起。他的親友、同鄉、同年都不相信曾國藩會如此折辱、軟弱，等到證實之後都紛紛來信勸說、指責，而與他不相幹的官紳士人則對他大張撻伐，每天責問他的信件從京津、三江、兩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萬人聲討的輿論包圍之中。他惶恐而又痛苦地寫道：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引起“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詬署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民。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被憤怒的士子們當眾砸毀，並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口吐、腳踏猶不解其恨。
王闓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曾紀澤等親屬都懇切陳言，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慮此舉將使其一世勳名而毀於眾謗之中。
曾國藩本來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這次莫可辯解的恥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願再多活一天，隻求早死，催著兒子把棺材做好，以備不測。
趙烈文、薛福成等人見曾國藩情緒極度低落，病情又日漸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說話了，隻是反複地自言“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他後悔自己在“剿撚”無功之後，沒有“退處深山”，以後重回兩江之任和蒞任直隸總督，“皆係畫蛇添足”。
曾國藩回顧道光以來清廷“辦洋務”的曆史，無論是主戰的林則徐還是主和的穆彰阿，到頭來都沒有好下場。仗打敗了皇帝把責任推給林則徐；而國人斥罵《南京條約》屈辱賣國，皇帝又把賣國的罪名推給主張媾和簽約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處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辦事，原已意識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頂賣國賊的罪名。他的預料畢竟成了現實：當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公布後，國人不罵慈禧太後，卻單罵曾國藩，他成了眾矢之的。清廷也眼看著曾國藩變成他們的替罪羊、犧牲品，使他在社會輿論的猛烈攻擊下，完全處於遭受唾罵，有口難辯的困境，但卻不置一詞。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背上“賣國賊”的罵名，但他明知而不懼，反映他願為大清朝擔負一切罪名的勇氣。這與他對末世之官應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的認識是相通的。
三、身處逆境時，應勇於麵對現實
一個人無論如何偉大，相對於奔騰不息的曆史而言，總是渺小的。就一個人的一生而言，也往往是逆境多而順境少。孟子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是說一個人要想有所作為，必須忍受住逆境的煎熬。
對待逆境，曾國藩首先是承認現實，保存自己，不做以卵擊石般的無謂犧牲。他說：我在《雜著》中專門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對這一卦的卦辭有不同常人的理解：事業得不到發展，道路閉塞不通，是因為行為不正的奸佞之徒當道而造成的。奸佞當道，道德高尚、堅守正道的人是吃不開的。這種時刻，做什麼事情總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當道，小人得勢，不會政通人和，事業會遭受損失。正派而能幹的人是不能展示才幹、發揮作用的；如果直言或試圖有所作為，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會遭受陷害。大的方針政策不能變動，隻好在具體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補救。損失是不可避免的。曾國藩所講的是“識時務”。
但是，如果一味順從，人成為逆境的奴隸，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環境，更談不到有所為了。因此，曾國藩從承認現實、識時務的角度出發，引伸出逆境的第二種應對策略：練內功、求自強。他於1866年12月在一封家書中曆數自己經曆許多逆境而成功的例子說：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嚐謂餘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生平咬牙立誌之訣。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門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曾國藩自謂“打脫門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見其堅忍卓絕的意誌，強毅不屈的氣度。惟其時受挫折，經患難，故其德業也時有長進。對此，曾國藩說：
諺雲：“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
又說：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醜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為有本領，不敢自以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練後得來。
對身處逆境時應守的道理，曾國藩說：就像《西銘》所講的“沒有地方可以躲避，隻有等著被烹死，這就是晉獻公世子申生的恭順。勇敢地承認現實，又順從命令的，隻有伯奇能做得到。”這些話，太真切了。
四、不唯書，不唯上，成功與否人、天各半
人的境遇實際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機緣。對此，古往今來有人常用“運氣好”來解釋。無獨有偶，曾國藩也是一個信運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