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背後的國際政治博弈
高端訪談
作者：段皓文
日本政府上演“購島”鬧劇以來，中日兩國已經有多輪較量，目前已形成某種僵局，此事件至今仍在持續發展當中。如何看待釣魚島事件？對此，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認為：不應該把目光僅局限在釣魚島這一單個問題上，要將其視作一個獨立性事件來考量，要看到此問題背後所蘊含著的大國博弈及亞太地區局勢的演變，這才更加值得思考與重視。那麼，釣魚島事件背後究竟是怎樣的國際政治博弈，釣魚島問題未來發展趨勢有怎樣的可能性？為此，本刊特約記者采訪了金教授，請他就釣魚島事件的深層背景進行解讀。
危機爆發的國際大勢背景
要明晰釣魚島問題此次爆發的來龍去脈，我們還需往前追溯得遠一點，這得從2008年金融危機談起。冷戰結束後，在全球範圍內影響最深刻的兩件大事就是“9·11”事件和金融危機。從國際力量格局的角度講，二者有一個共性：即客觀上都對美國產生了較消極的影響並加速了中國崛起的進程，前者為中國贏得21世紀頭十年的戰略發展機遇期，後者則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迫使中國加快了作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大國的成長。但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也在客觀上對我國近三年來的周邊局勢演變構成了間接而巨大的影響。
第一，金融危機對中美力量對比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國的傷害是巨大而明顯的。從物理上講，次貸危機至今仍為美國留下了約1.5萬億美元的銀行債務，其金融體係遭受重創，進而影響了實體經濟的借貸與發展。同時，就整個國家層麵而言，目前美國經濟“去杠杆化”的任務仍遠未完成，使得政府真正能投入到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資源依然不足。這兩方麵原因導致今天美國的實體工業遲遲未能重整旗鼓，在中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在所難免。從心理上講，金融危機對美國自信心和國民心態的打擊也不容忽視。在金融危機之前，美國人認為其所奉行的社會經濟運行模式是“曆史的終結”，即全世界都應以之為藍本實施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放任”經濟理念和美國標準的“民主政治”，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繁榮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道路，後來此一模式在1996年被總結為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然而，金融危機的爆發讓美國人的這種驕傲與自信產生了極大的動搖，使得這兩年美國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時愈發神經敏感並常常反應過度。
就在美國遭受物理、心理雙重打擊的同時，中國對金融危機的應對則比較得當，盡管沿海外貿加工型產業至今仍受世界經濟低迷之苦，但我們仍算是各大國中所受傷害相對較小、恢複較好的國家，進而讓中國在全球大國實力的競爭當中迅速脫穎而出。就在危機爆發前半年的2008年3月，高盛“大膽”預測2015年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日本，這是當時全球各主要權威經濟機構對中國經濟的預測當中最樂觀的估計，但實際上這個日期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已經提前到了2010年。從這個角度理解，金融危機可謂是中國崛起的“加速劑”。
於是，中國在金融危機的全球影響下被戲劇性地推上了國際政治舞台的最中央，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周邊國家而言，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都成為了本國外交的核心、甚至是第一要務。
第二，美國對外政策的迅速轉變。麵對中國崛起這一基本事實，美國的第一步反應其實是“拉中國入夥”，即大力加強其傳統對華政策“接觸+遏製”中“接觸”（Engagement）的一麵。其主要政策指導思想即2009年風靡一時的“兩國集團論”（“G2”）、“中美共治論”等，而其中對中美關係最為樂觀的設想當屬哈佛大學商學院世界經濟史專家尼爾·弗格森所提的“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現在回過頭看，我們不難發現奧巴馬在上任之初對中美關係定位很高、態度較好並給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他本人在許多重要場合都一再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反複提及“中美關係的性質將決定整個21世紀國際關係的性質”。然而，無論是“G2”還是“Chimerica”其實都是對現實評估不準確的一個判斷，是一種過度期望，一種中國根本不可能滿足的期待。於是，在2009年的各種“熱情”沒能得到中國方麵合乎預期的回應之後，美國對外情緒從高度期待迅速轉向極度失望，整體對華戰略也發生了大幅度轉向。
從2010年初開始，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方略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我們今天所熟識的“回歸亞太”，這包括了後來所提“轉向”（Pivot）、“再平衡”（Reblancing），其實是一回事，即大力加強其傳統對華政策“接觸+遏製”中“遏製”（Containment）的一麵。該戰略的特征就是“全球收縮、亞太突進”，其標誌是2010年初的一係列“製華”事件集中爆發，如1月5日大規模的對台軍售、奧巴馬接見達賴及緊隨其後的貿易製裁等，而7月希拉裏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上借航行自由公開表態插手南海問題則把“回歸亞太”行動推向了新一輪高潮。客觀上講，美國的這次戰略轉變十分突然而劇烈，讓中國一度感到措手不及，同時也使得美國自身的戰略設計沒來得及做到盡善盡美，在實際落實中顯得有點操之過急。
整體態勢的強硬與高調是此次美國“回歸亞太”主要特征，它同時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三管齊下”對華進行製衡行動。在政治上，美國積極參與各種地區多邊機製，如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並試圖在這些多邊外交場合改變議題，把會議議程由原先中國占主導的經濟合作議題扭轉為美國占主導的安全和普世價值等議題，煽動、鼓勵、暗示中國周邊國家的對華戰略憂慮和猜忌；在經濟上，美國加入並控製了原本為新加坡等幾個小國倡議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欲將之塑造成一個排除中國的超大規模亞太自由貿易區，從而削弱中國的地區經濟影響力並打擊我們的海外市場；在軍事方麵美國投入的資源最多、落實情況也最好，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類動作：提升老盟友地位、建立新夥伴關係及加強自己的軍事存在。美國自己已經敲定要把全球60%的軍力投入亞太，且積極鼓勵其地區傳統盟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在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還特別關照並幫助日韓兩國改良作戰武器係統。此外，以往隻向北約內國家出售的精良武器也被美國人當做在亞太結交新夥伴的敲門磚，紛紛被兜售予越南、印尼、印度等國。
第三，美國“回歸亞太”的戰略後果與我國近海爭端的升級。就目前而言，美國“回歸亞太”戰略及其所部署的一係列行動至少對中國外交格局造成了以下幾方麵的不利影響：
一是中美關係原有的戰略懷疑持續加深。至少在民眾層麵，中美兩國在對方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偏向負麵，這是我們在近年來兩國主流輿論當中都不難發現的事實。當然，由於中國方麵領導人比較理性克製，始終冷靜地應對美國無端製造的各種壓力，所以這兩年盡管中美關係的戰略互信持續走低但整體結構仍未發生大的改變，仍然停留在既鬥爭又合作的“競合”狀態。
二是日本、印度兩區域大國對華的對抗性上升。日印兩國都是亞太地區的領袖級強國，都很有政治抱負，始終在或明或暗地與中國競爭亞太的地區領導權，但在過去十年這兩家的綜合表現明顯不如中國，國家實力的差距事實上是在不斷地拉大。因此，可以說日本與印度本身在美國“回歸”之前就已經對中國充滿了嫉妒、猜忌等負麵心理，隻是當時兩國鑒於算計到單獨與中國對抗占不到便宜而采取了比較溫和的政策。美國的“回歸”讓日、印兩國感覺到擁有了強大的“外援”，迅速激活了它們的對華強硬姿態。這種對抗性在印度方麵集中表現為近年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大量軍火訂單和武器係統的快速發展；在日本方麵，對華強硬主要是通過對曆史問題的極力否定來表現的，其中主要包括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曆史的否認和篡改。此外，日本右翼還在否定“衝繩大屠殺”，認定包括釣魚島在內的琉球（衝繩）列島為日本國固有領土，這也為中日釣魚島爭端的最終升級埋下了伏筆。
三是周邊小國對中國的政治安全疑慮加深。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麵來闡述。一方麵，原先與中國較為友好的周邊國家，如緬甸、朝鮮等出現比較明顯的政治離心傾向，頻頻向美國示好以求平衡他們自身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深層依賴，其中又屬緬甸最為積極和成功，從密鬆水電站的停建到昂山素季的活躍其實都是它逢迎美國的表現。另一方麵，那些原先就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周邊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等國紛紛放棄“擱置爭議”而主動選擇在爭端問題上向中國挑釁。其實這些領海問題都是幾十年的“陳穀子爛芝麻”，之所以在近兩年集中爆發，不得不說是因為美國的“回歸”給了周邊爭端各國以“製華”的信心，造成了我們周邊幾乎所有海域氣氛的持續高度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