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周恩來與蓬皮杜在1973(1 / 1)

周恩來與蓬皮杜在1973

人物

作者:馬俊岩

1973年9月16日上午,杭州,陰天,空氣中彌漫著沉沉的水汽。在水波不興的西湖之上,一條載有幾十人的遊船正緩緩行進,艙內的人談笑風生。船艙內上首端坐的,正是照片中的兩個大人物:蓬皮杜和周恩來。一個是高大魁偉的法國總統,一個是瘦弱儒雅的中國總理,為二人做翻譯的是照片最右端的外交部工作人員楊桂榮。照片最左端的人是浙江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浙江省革委會主任。水中荷葉連連,堤上垂柳婆娑,岸邊傳來稚嫩的“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的童聲合唱,音調裏充滿了那個時代特有的“革命”的味道。

蓬皮杜9月11日來華訪問,先是在北京參觀了故宮和天壇,然後到大同參觀雲岡石窟,再直飛杭州。這位總統對中國的古老文明興趣濃厚,他此行是要完成戴高樂總統生前訪問中國的遺願,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為法蘭西尋找政治盟友,以擺脫美蘇兩大集團的控製。在北京,他在中南海見到了毛澤東。

這已經是蓬皮杜生命中的最後時光了。盡管他在喜歡沉默的中國人身邊顯得十分熱情和爽朗,然而衰老的跡象已十分明顯,他身體虛弱、雙頰腫脹、下巴低垂。剛到首都機場時,應法方要求,中方縮短了迎接總統的紅地毯的長度,以避免其過度勞累。兩年前,60歲的他被查出患了致命的白血病,每天服用大劑量的可的鬆。對疼痛的強忍,對死亡的恐懼,對政治對手密特朗覬覦政權的擔憂,對在他身後法國能否保持繁榮的懷疑,對美蘇兩大集團高壓的抵觸……每一項都在吞噬他的身體,觸痛他的靈魂。

來中國之前,他曾對人說:“我可能像不幸的毛澤東,我們大概是不可思議的怪人”,因為毛澤東正在經受帕金森症的折磨。事實上,應該說他像周恩來更確切些。周恩來此時深受膀胱癌的困擾,這個75歲的老人,在與疾病鬥爭的同時,也在與“四人幫”鬥爭。

就在蓬皮杜訪華的第二天晚上,江青還找茬整周恩來。在歡迎蓬皮杜的晚會上,中國舞劇團演奏了李劫夫的作品《我們走在大路上》,江青頓時臉色鐵青。李劫夫當時被認為是林彪集團成員,而此前安排的節目是經典文革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當江青得知是根據總理指示改的節目單後,馬上給張春橋和姚文元寫了一封信,說:“在這樣的場合下,犯這樣的錯誤,實在令人氣憤,這是為林彪一夥翻案的行動。”此時,全國各大報紙上已經出現了零星的“批林批孔”稿子,鬥爭矛頭直指周恩來。

照片上的周恩來,一襲剪裁合體的中山裝,胸前掛著一枚毛主席像章,上麵印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周恩來在1968年9月的一次群眾集會上開始佩戴這枚像章,直到生命的盡頭也沒有摘下過。“文革”消耗了周恩來的肉體,也消磨了他的內心。他既不忤逆毛澤東,又不向“四人幫”妥協,而是運用自己獨特的手腕盡量把握中國這匹脫韁的野馬的走向,也拚力保護了一大批老同誌。蓬皮杜參觀故宮,陪同的正是在周恩來關照下剛剛第二次複出的鄧小平。

蓬皮杜和周恩來的經曆也很相像:兩人都在中學時就對文藝發生興趣;成人後都為各自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殫精竭慮;蓬皮杜當過總理,是戴高樂的得力助手,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擔任總理職務,是毛澤東的左膀右臂。

此時,麵對法國攝影師亨利·貝魯若的鏡頭,周恩來保持了他一貫的風度,蓬皮杜則笑得很開懷。僅僅半年後,蓬皮杜在巴黎去世。1976年1月8日,周恩來也在北京駕鶴西歸。這張1973年在西湖泛舟的照片,見證了兩位大人物忙裏偷閑的最後的愉快時光。

(摘自《文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