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晚年逢盛世 第三節“歌德”(1 / 3)

第六章晚年逢盛世 第三節“歌德”

老舍自稱是歌德派,歌新社會、共產黨、毛主席之德。老舍對新社會的認識與早年由基督教得來的人類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熱情有宗教般的特點。而對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等,他並沒有多深的認識。歌德的寫作態度,決定了老舍除了借客觀事實歌頌外,就是主觀抒發。所以,建國後的文章傳“心”多而傳“行”少。

縱使我有司馬遷和班固的文才與知識,我也說不全,說不好,……我愛,我熱愛,這個新社會啊!

一、 做個學生

在天壇舉行了控訴惡霸的大會。

本來,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萬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沒接受這警告。我這麼想:要搞通思想,非參加社會活動不可;光靠書本是容易發生偏差的。

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裏。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個熟識的臉。工人,農人,市民們,教授,學生,公務人員,藝人,作家,全坐在一處。我心裏說:這是個民主的國家了,大家坐在一處解決有關於大家的問題。解放前,教授們哪有和市民們親熱的坐在一處的機會呢。

開會了。台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惡霸的“朝代”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他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兒了。今天,父子的關係並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一個人的責任,在今天,是要對得起社會;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跪著的那幾個是敵人,坐著的這幾萬人是“我們”,像刀切的那麼分明。什麼“馬馬虎虎”,“將就將就”,“別太叫真”這些常在我心中轉來轉去的字眼,全一股腦兒飛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麼一來,我心裏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

這不僅是控訴幾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我曾受過惡霸們欺負的人們:放膽幹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毛主席給我們做主,我們還怕什麼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複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麵對著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在我們眼前跪著,顫抖著的家夥們。惡霸們不僅欺負了某幾個人,與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一位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白吃了三十年!控訴完了,他轉過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規規矩矩的鞠了一躬。這一鞠躬的含義是千言萬語也解釋不過來的。我也要立起來,也鞠那麼一躬!人民是由心裏頭感激毛主席。不是僅在嘴皮子上說說的!

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舊有的習慣,感情,和對人對事的看法。我要割棄它們像惡霸必須被消滅那樣!我要以社會的整體權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兒裏找道理,真的,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我願在這個學校裏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

二、 文藝新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國外回來,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澤東選集》。頭一篇我讀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讀完了這篇偉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過的文藝理論裏,沒有一篇這麼明確地告訴我: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樣去服務的。可是,狂喜之後,我發了愁。我怎麼辦呢?是繼續搞文藝呢,還是放棄它呢?對著毛主席給我的這麵鏡子,我的文藝作家的麵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為是十足的一個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藝形式之外,我什麼也沒有!毛主席指示:文藝須為工農兵服務。我怎麼辦呢?從我開始學習文藝寫作起,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產階級裏繞圈圈。我最遠的“遠見”是人民大眾應當受教育,有享受文藝的能力與權利。享受什麼樣的文藝呢?很簡單:我寫,大家念。我寫什麼呢?隨便!我寫什麼,大家念什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確是可以這樣狂傲無知的。這種狂傲使我對於工農兵,恰如毛主席所說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我真發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藝服從於政治的道理。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裏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經都慢慢地癱瘓了。我每每覺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還是照舊可以寫東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個文人所應有的,不必改變。作品呢,不管有無內容,反正寫得光滑通順,也就過得去了。這樣的癱瘓已久,使我沒法子不承認:文藝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應當分家;分了家日子好過!我以為,仗著一點小聰明和長時間的寫作經驗,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吃文藝飯。可是,毛主席告訴了我和類似我的人:你們錯了,文藝應當服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