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和中國婦女運動“結合”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是中國共產黨“二大”；另一些學者卻認為是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石巧蘭、李興芝提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中國婦女運動的真正結合是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初現端倪的，1927年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標誌著這種結合的真正開始。”康沛竹認為：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是黨的第一個關於婦女運動的綱領性文件。這一決議不僅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婦女運動的綱領的確立，而且還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和中國婦女運動的結合。如何界定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與中國婦女運動“結合”的開始，筆者認為應該看中國婦女運動是否開始以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指導，中國婦女運動是否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綱領、有規模的是為爭取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和家庭中享有與男性平等權利，是為推動女性自身解放與發展而進行的社會運動。中國共產黨“二大”《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王同昌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除努力保護女勞動者的利益而奮鬥——如爭得平等工價、製定婦孺勞動法等之外，並應為所有被壓迫的婦女們的利益而奮鬥” ii的綱領。 “為了加強黨對婦女運動的領導，在黨的‘二大’上，黨中央決定從中央到地方黨委設立婦女部，領導婦女運動，並決定由中央委員向警予擔任中央婦女部部長。在黨的領導下，以廣大女工為主要力量的勞動婦女運動蓬勃興起。1922年，上海、湖北、廣東等地有60餘家工廠、3萬多女工，爆發了8次罷工鬥爭，掀起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女工罷工高潮。”iii展開了以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指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綱領、有組織、有規模，其目標是為女工權益而鬥爭的女工運動。因此，筆者認為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為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與中國婦女運動“結合” 的標誌的觀點是比較能夠站的住腳的。
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形成
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奠基人。李大釗“在中國第一個比較全麵係統地介紹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並把它運用於婦女研究之中。”iv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就把領導婦女運動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之一，從“二大”到“四大”形成了一係列關於婦女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婦女運動指明了方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已見雛形。毛澤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集大成者，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係統化。
1、奠基——李大釗為代表的婦女解放理論
李大釗婦女解放理論是運用馬克思、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認為婦女全麵徹底的解放是人類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大釗婦女解放理論的基本內涵主要體現在指導中國婦女爭取自身的基本權利之上。李大釗倡導婦女要爭取法律上的平等權利是“因為婦人與男子雖然屬性不同，而在社會上也同男子一樣，有他們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們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們的權利，”v法律問題是婦女三大問題之一，“婦女參政運動，就是法律問題中的一個”vi李大釗把對啟蒙中國婦女的法律意識當作頭等大事。他考察了美國、英國婦女的參政情況，認為婦女不應被排斥在民主運動之外。應“像美國的考勞拉豆和優達二州”的婦女，關注自己的法律權利，因“各階級的婦女對於選舉投票，均很踴躍，很可以證明他們承認婦人選舉權是正當的。又像最近英國的總選舉，那些婦人行使選舉權踴躍的樣子，令人驚諤。一個社會生活上有了必須的要求，就應該立一種製度，適應他的情況，才正當的道理”vii關於這個“道理”在五四時期已被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婦女所接受，她們的法律意識得到極大的提高，推動了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發展。李大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當時女子參政的情景“在女子方麵，也未嚐不知他們的用意，不過他們因為自己政治上的經驗太少，也想借此練習練習。所以和這般政黨，很能結會[合]起來。她們這種計劃，到十九世紀末，果見成功。就是她們因男子的援助，經曆了政治上的訓練，活動範圍，愈見擴大，雖然法律上還沒有允許她們參政，實際上，她們的對於社會上、政治上的勢力，已經和男子相差不遠了”viii其次：李大釗婦女解放理論的基礎是婦女在經濟上獲得平等的權利。婦女之所以要爭取經濟上的平等權利，是因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麵構造，隻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物質既常有變動，精神的構造也就隨著變動。所以有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製等等不能限製經濟變化物質變化，而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製等等”。ix李大釗一針見血地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x李大釗還專門分析了不同社會形態下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同經濟的關係，強調“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隨著經濟狀況變動，”“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製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xi“在現在的經濟製度之下，知識、技能、職業，並不是經濟獨立的要素”，“女子在經濟上失去了獨立，是因為私有製度的發生和存在。”李大釗認為，“要得到經濟獨立，非打破這個社會的私有的經濟製度不可。”xii陳獨秀、瞿秋白、李達、向警予、惲代英、蔡暢、劉清揚、郭隆真、鄧穎超等早期共產黨人也對中國婦女解放問題做過重要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