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蘇軾的人生情結
—讀《前赤壁賦》所想到的
一、緣詩諷諫大師受挫
宋神宗熙寧九年，王安石變法受挫，變法方向發生逆轉，一些投機新法的鑽營分子，開始結黨營私，傾軋報複，耿直敢言的蘇軾成了官僚們政治傾軋的犧牲品，蘇軾由徐州調往湖州。神宗元豐二（1079）年四月，蘇東坡到達湖州擔任知州。可是，他到湖州後屁股還沒有坐熱，就在當年的七月二十八日突然遭遇逮捕，其罪證主要被指控為他的一些詩文有諷刺新法的嫌疑。原來，在蘇軾的詩文中曾流露過一些不滿情緒，表示過對新法的一些不同見解以及針砭新法流弊的言論，其目的無非是“緣詩文之義，托事以諷諫”，這對於學術思想比較活躍、政治氣氛相對寬鬆的宋代來說應該不算什麼。可是，文化群小們為了達到栽贓陷害的不可告人目的，硬說蘇軾在許多詩文中流露了對政府及皇帝的強烈不滿和極大不敬，方法是對他的詩文中的一些詞句和話語進行上綱上線的推斷與詮釋，甚至不遺餘力、苦口婆心的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這些毀謗誣陷、攻擊中傷中潛藏著一個神秘元素，那就是要命的妒忌。所以彈劾者在寫給神宗皇帝的檢舉信中說蘇軾“銜怨懷怒，恣行醜詆”“指斥乘輿，包藏禍心”“無人臣之禮，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如此等等，羅列了一係列罪狀。
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事實恰恰相反，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他們常常串通一氣，合成一體，肆無忌憚地去幹傷天害理之事。當他們四處尋找蹂躪踐踏的對象時，把射擊的目標對準了蘇軾。因為他們總是喜歡把自己中傷的靶子鎖定在一個目標比較大的人物身上，而蘇軾的不幸是他擁有的社會地位和文壇聲望使他無法也不可能躲開這群小人的視線，於是，他們在朝廷上告發了蘇軾，並派人將蘇軾從湖州押解京都開封候審。據宋人筆記記載，這一天，京都開封的來人氣勢洶洶，令蘇軾本人惶恐萬狀，有些不知所措。當然，對於飛來之禍，內心再淡定的人也難以做出理性的反應，氣質再高雅的群體也很難設計出從容的表情。一時間，親友驚散，家人震恐。餘秋雨先生在他的《蘇東坡突圍》一文中有一段描寫生動而心情沉痛的文字不妨引來：“從湖州到汴京，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位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曆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曆史全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都是一群擠眉弄眼的小人”。蘇軾在獄中受盡了屈辱和折磨，有時甚至令他感到難免一死，所以他曾在獄中寫了兩首詩與弟弟蘇轍訣別，其中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的詩句。幸虧親友多方營救，尤其蘇轍、仁宗皇後（神宗的祖母），以及當時擔任宰相的吳充等人從中說情斡旋，才於當年十二月結案出獄。
蘇東坡為什麼會遭遇如此眾多的文化群小的圍攻和傷害？當我們平心靜氣的思考，不難發現，就是因為他的名字太響亮，他的才華太出眾，他的人格魅力太耀眼，把周圍比的太暗淡，太寒磣，令他們無法承受了。連蘇東坡自己也深深意識到，由於自己的不成熟和才華的外露，才給自己造成這樣多的麻煩。所以，我常常想，一個人想要平庸，很少有人阻攔他，一個人想要出眾，很少有人不阻攔他，不少平庸者與周圍的人際關係非常融洽，不少出眾者與周圍的人際關係非常緊張，這就是平庸與出眾的差異。古人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任何才華的外露和追求轟動效應的做法都是缺少自知之明之舉，任何炫耀和張揚表現出來的都是膚淺和無知，恰恰相反，低調和內斂永遠是沉穩和尊貴的表征。許多豔羨的目光裏深藏著覬覦心態，許多溢美之詞中往往包藏禍心，麵對諸如此類的陰謀和機心，成熟的做法是，低調做人，悄然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