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最初的學生都來自上不起當地學校的貧困家庭。他們來的目的，不僅是想受到良好的教育，關鍵是可以解決吃穿問題，不過這些家長也不得不頂著讓孩子們受到“可惡的外國人”影響的罵名。
由於完全使用漢語來進行教學，因此在最初階段狄考文夫婦沒有參與其中。後來，狄考文開始親自講授算術課，他的妻子狄邦就烈講授地理課，每周她還講授三節音樂課。這項工作出奇地困難，這也是在早期教會學校中很少見的。狄邦就烈編寫的《樂法啟蒙》（1870年版）是中國最早的西方音樂教材。據現存資料來看，狄邦就烈很可能就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樂教育引入中國的人。
1876年，登州蒙養學堂改名為登州文會館。這一年，登州文會館第一批學生畢業（學製12年），畢業生僅3人：鄒立文、李青山、李秉義。狄考文宣布這是這座“大學”的首屆畢業班。後來的齊魯大學學生，即以這3位學生為他們的第一屆校友。
登州文會館一開始就講求實學，非常重視數學、物理和化學的理論教學工作，同時更重視科學實驗，經常傾資購買教學儀器。據《登州文會館誌》記載，登州文會館所具備的水學器、氣學器、蒸汽器、聲學器、力學器、熱學器、磁學器、光學器、電學器、天文器、化學器等教學器材達300多種，這些器械不但“精巧堅致不亞泰西之品”，而且除本校使用外，“各省學堂亦爭相定購”。
這套儀器設備被傳教士認為是當時“中國最完整的也是分類最細的”。狄考文後來自豪地說：“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同美國國內一般大學一樣好的儀器設備——比我們畢業時傑弗遜學院所擁有的還要多兩倍。這些設備的三分之二是我自己出錢添置的。”
為了維持學校的運轉，狄考文不斷煞費苦心地向美國的教會學校寫求助信。狄考文未曾學過儀器製造，但他勤苦自學，用心鑽研，在他的手裏一件件物品魔術般地造了出來。早在西方尚未普遍製作電鍍版之前，狄考文就搞到了一套設備，並教授了一班中國工匠。當電風扇時尚起來以後，他購買了一個小風扇模型，接著很快就製作出了另一個……
在第一次回國休假中，狄考文在美國著名的鮑德溫機車工廠待了一段時間，專門研究機車構造，目的是要製作一個模型休假後帶回中國。同他一起來中國的郭顯德神父回憶說：“1893年，我在芝加哥萬國博覽會遇到了狄考文，他先是參觀了電器部，仔細研究了電氣的各種用途。接著參觀了機械大廳，在那裏花了幾天的時間進行考察、繪製最複雜的機械草圖、測量機械部件的尺寸。他幾乎什麼都想了解，好像一生都在做這些工作。”狄考文還非常注重培養人才，他幫助自己的學生丁立璜在濟南創辦山東理化器械製造所，專門生產教學儀器供應全國學校。據《登州文會館誌》，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上，“山東理化器械製造所所製物品陳列南洋勸業會，鹹稱為全國第一家”。
1884年，美國北長老會差會本部正式授權登州文會館為大學，英文名為“Shantung College”，成為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從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以及20世紀初中國一些著名大學創辦或聘用師資的情況，並結合登州文會館留下的課程設置資料看，登州文會館不僅是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而且是當時“最好的大學”。它比號稱中國第一所教會大學的上海聖約翰大學（1892）早了8年；比號稱中國官辦的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1895）早11年；比《辭海》稱作“我國最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1898）早14年。
1904年秋，登州文會館開始搬遷到濰縣（今山東濰坊），此時的文會館已經與英國浸禮會在青州辦的廣德學堂合並，取兩校名的頭一個字，起名為“廣文學堂”，後稱廣文大學。後又與在山東的多國教會學堂合並成立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1917年對內定名為“齊魯大學”，在1952年的院校大調整中被撤銷，原校址今為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
1908年9月，狄考文病逝於山東青島。後來在青島舉行的狄考文遺體告別儀式上，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宣讀登州文會館畢業生的數字。
至此還要補充幾個在山東傳教的幾個傳教士的故事，他們同樣為山東乃至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1874年，美國傳教士梅理士（1829-1895）與夫人湯浦生在登州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聾啞人學校——登州啟喑學館（今煙台市聾啞學校前身）。1895年，湯浦生將聾啞學校遷往煙台並與青州創辦的聾啞學校相合並，1898年取名為煙台啟喑學校。1902年，湯浦生到美國各地及北歐各國募捐多次，得到了教友的捐贈巨資，尤其是美國各地長老會和200家聾啞學校無不節衣縮食慷慨認捐。為了推動全國各地的聾啞教育事業發展，校長梅夫人曾辦過兩期教師培訓班，畢業後回北京、上海、南通、沈陽、天津等地創辦聾啞學校。聾啞學校不僅教聾啞人“說話”、讀書，而且教他們學習修剪果樹、做木工活、排版打字、織襪子等自立於社會的本領。
梅理士夫婦還在登州成功引種美國大花生，並推廣種植。花生、花生仁、花生油遂成為山東近代乃至今天的重要出口商品。1933年，膠東種植大花生麵積已達60多萬畝，畝產200公斤以上，成為膠東農村一大經濟作物，創出了中國品種之最、產量之最和出口之最。
1861年6月，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倪維思（1829-1893）夫婦在登州購買殘破的觀音堂，創辦了山東第一所女學堂——登州長老會女子寄宿學堂，此舉比清政府頒布的《學部奏定女子小學章程》早46年。此外，倪維思還精於園藝，將美國蘋果等引入煙台嫁接成功，並允許農民和過往行人索取枝條回去嫁接，今天著名的煙台蘋果，即由此而來。據日本學者研究：倪氏夫婦引入煙台的蘋果品種16個，包括早蘋果、荷花鮮、花皮、金星和香蕉蘋果等；西洋梨品種18個、西洋大櫻桃品種10個、西洋李子品種6個、西洋葡萄品種4個。
美國長老會登州差會的傳教士還在登州首次引進編製西洋花邊、發網（婦女頭飾）技術；在全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先推廣普及阿拉伯數字及+-×÷等國際通用運算符號（登州文會館時期，狄考文和教師鄒立文合作，最早將阿拉伯數字引入中國）；國內第一次使用電燈以及創辦山東最早的報紙《時報》和鄉村郵政等等。
傳科學之教的“另類”傳教士
英國人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與同期來華的傳教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他的心目中，傳播科學比傳教更重要，盡管他來華也是受新教英國聖公會的派遣。
1861年，22歲的傅蘭雅滿懷希望地來到香港，在一所教會小學——聖保羅書院任教員。1863年，為了學習“上流社會”使用的官話，傅蘭雅投奔著名傳教士丁韙良門下，在北京的同文館做英文教習；兩年後，他又前往上海英華書院——“一所傳教士主持的、房頂開縫的學堂”，教大約20個中國商人的兒子學習基礎英語。在這裏，傅蘭雅也未附和教會的期望，全心布道。在英格蘭時，傅蘭雅曾想過像父親一樣當個牧師，但到了中國，他卻隻願意每天向學生讀一段《聖經》。
1866年，傅蘭雅的機會來了。他被上海的教會團任命為在傳教士中享有盛名的《教會新報》的主編。他出任主編後誌向甚高，不僅下決心一年內將報紙發行量翻一番，還欲使它成為啟蒙中國的工具。傅蘭雅不僅要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讀這份報紙，還想將影響擴大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裏去。然而，因為這份報紙過多地對中國事務指手畫腳，1868年，傅蘭雅丟掉了這個工作。不久，傅蘭雅也辭去了英華書院的教職。
這年春天，清廷要傅蘭雅擔任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翻譯，他欣然接受。江南製造局以生產兵工為主，但也附設翻譯館以及培養翻譯、機械人才的學校廣方言館。在這裏，徐壽、王德均、華蘅芳、徐建寅等與傅蘭雅合作翻譯。而傅蘭雅似乎也感覺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我樂在工作，我熱愛科學……早上我仔細分析炭和煤礦，下午鑽研化學，晚上則研究聲學。我找到了令人滿意的歸宿。可以說，接受中國政府延聘擔任科學書籍的翻譯是我一生最愉快的選擇。”
從 1869 年起，傅蘭雅一直是翻譯館裏最主要的口譯者，他口譯的譯著達113種，其中科技著作數量最多，內容也最重要。涵蓋采煤、勘礦、開礦、冶金、鑄造、機械原理、機械製圖、蒸汽機技術、酸堿製造、電鍍、照相等眾多領域。在洋務運動時期，江南製造局是當時最大的翻譯科技著作的機構，該局譯書大致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識的最高水平。而傅蘭雅口譯各書又為該局譯書的代表。
為了擴大影響力，傅蘭雅想方設法讓西方科學展現在中國人麵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就是1876年創辦“上海格致書院”，該書院的宗旨是要“以實際可行的手段，引進西方的科學、藝術、工藝，以引起中國人的重視”。傅蘭雅還編了一本雜誌《格致彙編》，刊載適合大眾閱讀的文章，如日本人如何應用西方科技，電鋸，牙醫，克虜伯公司製造的武器，湯若望、瓦特、富蘭克林的生平事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