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夏，卻在冬天出生，所以叫作夏冬。
我喜歡山。我喜歡爬上高的地方。
不僅僅因為登高可以遠眺，其實坐飛機看得更遠。我喜歡的，是那種眼前一片開闊，輕輕一抬腳，就可以毫無阻攔地墜下去的感覺。隻有這種時候，我才擁有徹底的自由，走或者飛，生或者死，任我選
很小的時候，我爬上我家陽台的護欄，試著張開雙臂，仰起頭努力呼吸。雖然那陽台隻有三層樓高，可那時，樓前沒有煩鬧的二環路，也沒有鄰此及彼的高樓大廈；那時護城河邊還爬滿野草和荊棘，夏夜還能聽見滿耳的蛙鳴。
那時北京的天還很藍很藍。
身後父母的爭吵嘎然而止，轉而變作驚呼。我任由他們把我從護欄上拽下來，最後看一眼遠處薄霧籠罩著的古觀象台和那下麵緩緩駛過的列車，平靜地等待著父親的巴掌落到屁股上，聲音雖響，卻不很疼。
終於有一次，我長久地站在護欄上，父母隻顧著爭吵，沒人注意到我。
那次，我自己從護欄上爬下來。第二天，母親就搬走了。我早晨醒過來的時候，見到父親獨自坐在我床邊歎氣。那天我的淚水濕透了整麵枕巾。其實我從未見到過母親離去時的樣子，可心裏卻頑固地停留著一個畫麵：我坐在樓門前的台階上望著母親的背影大哭，母親聽見哭聲，回過頭向我揮揮手，卻沒停下腳步。
從那以後很長時間，我的生活裏隻有父親，他再沒打過我。從那以後，我也曾爬上陽台的護欄，卻未曾再被他看到過。
小學一年級那年，我生了一場大病，或許應該說，我開始生一場大病。大人們把它稱作心肌炎。父親為此憂心忡忡一直到我長大成人，但我的記憶裏並沒有什麼特別疼痛或不適的感覺。我隻記得我突然打不過和我年紀相仿的男孩子了。他們輕易便將我壓在身下，搶走我的玩具衝鋒槍或是塑料寶劍。我奮起直追，可他們總是越跑越遠，我卻越來越透不過氣，直至眼前變作白茫茫一片。
生病後我一周隻上兩天學。上學或放學的路上，我坐在父親自行車的後架上，拉住父親的後衣襟，或是緊緊抓住車座下麵的扶手。
同學們遠遠看見了，紛紛向班主任老師報告，說夏冬的父親騎車帶人，不遵紀守法。
於是我開始痛恨學校而寧可躲在家裏。直到上初中的時候，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二六永久牌自行車，才逐漸忘卻了對學校的畏懼。
上小學的幾年，我的大部分時間是獨自在家度過的。父親上班時把門反鎖了，我不能下樓去參加孩子們的遊戲或是戰爭，便隻能一人在家閑逛。可能是那段時間悶得狠了，數年後，當我重新獲得了自由，就沒原則地接受所有願意接納我的人。為此付出的代價令我苦不堪言。
我在家裏閑逛的時候翻遍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這是一座六十年代初期修建的家屬宿舍樓，到我有記憶的年代，經曆了十幾年的風雨，竟也有些破舊不堪了。尤其是廁所和廚房。很多處的牆皮已經剝落，牆角有限的空間裏堆放著無限的廢棄的雜物。這便是我的“兒童遊樂場”了。我研究並臨時保管過其中每一件可以轉移到我床底下的東西，比如破裂的木製鏡框，生鏽的毛衣針，彎曲的自行車車條，還有打著補丁的自行車內胎。這些東西一般會在床下停留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然後就沒了蹤影。
然而有一件東西卻得到了我長期的特別關照。那是一本極其破舊的日記本，封麵上是個手握《毛主席語錄》，兩眼炯炯有神的“紅小兵”。我把它藏在枕頭一側的褥子底下。自從父母離異，我就一直自己負責自己的床鋪，所以過了很多年，直到我上大學離開家，父親也未曾發現過它。
自從見到這日記的第一眼，我就懷疑它本來不屬於我家。也正因為它帶來的這份神秘感，我對它“一見鍾情”。
這本子絲毫也不精美，遠比不上當時流行的那種塑料封皮上印著風景或人物圖片的筆記本，而且，這本子的最後幾頁連帶著封底已經被撕掉了。可我還是一直珍藏著它，珍藏了很多很多年。
我想，是那幹淨漂亮的字體吸引了我。
當時我隻零星識得其中的一兩個字。可這並不重要。我欣賞這些字，是因為它們的模樣，不是因為它們的真正含義。
這些文字的形狀的確帶給我至關重要的影響，以至於到後來，我的字體竟然也和這本子上的字體如出一轍。甚至有一次，有位中學同學偶然見到並翻開這本子，居然就誤認為是我的日記了。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在很多停電的雨夜，窗外淅瀝的雨聲和窗前搖曳的燭光，也時常令我懷疑眼前這些文字是否真是我自己所寫。也許是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聽外婆——一位善良而迷信的老人——講過太多有關前世和來生的故事吧，她的迷信多少也被我繼承了一些。幼年時繼承的某些東西，即便長大後接受了多少與之相左的理論，卻仍能潛伏於心靈的某個角落，在不知不覺的時候溜出來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