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城》創作談
先鋒
作者：丁墨
如果將人生分作幾個階段，那麼我現在所處的這個階段叫做等待。等待有很多種，等待的方式也有很多種。
這篇小說是在張家口的一間旅館寫下的，我不是張家口人，來到這個城市是為了工作。我從事的這個行業比較特殊——影視。在四月份的時候，導演給我打來了電話，告訴我要拍攝一部家鄉的電影。導演是張家口人，也是我的師哥，這部戲也將是他的九十分鍾處女作。七月份北京的事宜交接完畢後，我便背著沉重的行李北上到張家口，火車路過河北的一些城市並不怎麼發達，所以張家口在我腦海裏形成的第一幅畫麵是一個滿是牛羊的鄉鎮。下了火車才發現並不是我想象的那樣，這個城市在我們國家能算的上是四線城市。
到達賓館房間，見到了導演，還有一位長頭發的中年男性，他是導演請來的製片主任，我們都稱呼他方老。方老年近六十，在影視圈工作了三十多個年頭，比我的歲數還大上好幾年。我在方老的第一印象是一名送水工，我那時剛下劇組，膚色偏黑。要說到張家口的送水工，我不得不佩服是我見過最牛的，雙休日不給送，上午不給送，電話打晚了不給送。有時候想想恨不能我們自己去裝好水背回來。
劇組開拍前我在張家口從事的工作是導演助理，有時候都擔心幹順手後忘了自己還是一名演員，一個不知名的演員。我陪著導演、製片人和製片主任去找過的投資方便有十來家，之前他們還找過幾家。張家口人的思維還很滯後，並且大多數持觀望和好奇的態度，更有冷眼相對的。作為新人我和導演隻能默默忍受，方老是幹過大戲的，和很多知名導演合作過，每次談判回來總是罵罵咧咧，我便到走廊盡頭的窗口發呆。小說裏的鍾樓和金獅子便是在那個窗口發現的，我每天在那個窗口要站上四到五個小時，盡管如此，導演工作室傳來的爭吵聲也是不絕於耳。一天、兩天、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時間一點點過去，站在窗口的我衣物越穿越厚，工作室的爭吵聲越來越小，窗外的鍾樓和金獅也失去了光澤，而拍攝的資金如同籠罩在我們上空的烏雲久久不能散去。這個城市被山環抱，窗外不遠處便有一座，我是總想去爬爬的，但一直沒有去。小說裏海的盡頭的原型便是那座山。
等待是個相當虐心的過程，幾個月的時間我們的銳氣消磨殆盡。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總是“等幾天”“再等幾天”。他們不知道，製片主任最先定好的班底——攝影、美術等等，在這些個“等幾天”裏漸漸地離開了，他們也要生活，要掙錢養家，要買房買車，要養子養老，投資方要考慮利益回報，要你請客吃飯，要考察你的實力，要滿足他們的虛榮心，要……
在與投資方見麵及通電話的這幾個月，我發現見麵和電話，雖是兩種不同的方式，但沒有大的實質上的不同。有的人認為見麵更放心，實際上則不然，因為那時候他無處遁形被逼到桌麵上，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好聽話，還不如在電話裏咬文嚼字呢。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隻要沒簽訂合同，話語裏的真實性便不置可否。我們被晃了太多次了，我認為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與“欺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赤裸裸的現實和殘酷的等待是對人性尖酸的考驗，這個過程毫無享受可言。人們漸漸地變成了印鈔機，眼睛裏麵全是錢，但是，這有錯嗎？！也許錢更真實，至少它不說謊。
我越來越感覺自己像一隻人偶，四肢和中樞神經被一根細細的電話線遠程操控著，“他們”即使不在場也能精確地擺弄我的軀體，叫我往東我不敢往西，我的個性和冷靜在漸漸流逝，我的臉像一朵還沒來得及綻放的花骨朵等待著凋零，我的表情逐漸單一僵化，一張寫滿窘迫的肉皮已經常態化。我忘記了外麵的世界，我的眼神開始失焦，世界變成了灰色，這時候我才發現在外麵行走的人，頭上都有細細的白線，同我頭上被牽引的一樣，隻不過有的多有的少而已。
晚上總是會有些奇怪的夢在腦海裏翻轉，有時候白天也做，時常醒來身上便有一些細汗。那時候我是要披上風衣去走廊盡頭的窗口眺望大山，我是總想去爬爬山的。
前幾部小說《木偶娜娜》《白鴉》《月牙兒》講的是主人公金文一生的三個時期，《雨城》這篇小說的主人公金熊是金文的兒子，但是劇情上沒有必然的聯係，名字上的聯係，隻是本人的一個愛好，它就像一根命運線一樣牽動著生命，小說與作者，作者與生活，這一切都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的，人生如戲，戲如人生。